一、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发展

（一）五四运动的背景及发展的基本线索

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中具体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运动的总名称。以后经过引申，它代表那个日子前后几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活动的整个发展过程。五四运动包括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即从1915年到1919年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1919年的五四事件以及五四事件之后从1919年到1921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启蒙运动。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原来的幻梦破灭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民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1898年立宪维新运动和1911年后的国会运动的失败，证明仅仅抄袭西方是不足以改造中国的。1895年中日海战的失败、1901年的《辛丑条约》以及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些国耻，都让中国人惊醒。而此时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伴随着政治上的倒退，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军阀势力继续利用封建传统思想来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竭力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袁世凯颁布《祭孔告令》，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是立国的根本。他通令全国祀孔读经，按封建主义的道德标准节烈孝行。社会上，孔教会、尊孔会之类组织纷纷出现，受到袁世凯及其以后的统治者的支持。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利用社会上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共和制度，诽谤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与此同时，粗俗鄙陋、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大为泛滥，鬼神迷信之说广为流行。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受到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自然不允许这种逆历史潮流的行为和思想任意发展，一场思想文化界的革命便不可避免了。总之，“袁世凯的统治，就一般而言，是五四知识分子兴起的直接背景；就特殊而言，也是他们对中国传统进行全盘性攻击的直接政治背景”。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描述的那样：“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旧的路走不通了，新的出路需要人们去探索。它表明一场更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将要降临到中国大地上来。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正是这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于1916年9月的第二卷第1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在学术上兼容并蓄，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编辑部工作，并充当主要撰稿人。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着手，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为以往先行者所进行的救国斗争之所以屡遭失败，中国人民之所以“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统治之痛苦”，广大人民群众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是根本原因。他们由此认定，为了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他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陈腐学说的囹囫”，以求得“思想的解放”。

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新文化运动，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目的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然而这种制度不仅在中国已成为了军阀政客随意玩弄的工具，而且在它的发源地欧美国家，也大大失去了当年的光彩。这就不能不引起激进民主主义者对于自己的奋斗目标产生怀疑并继续去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正在这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它在先进的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并使他们有了新的认识。过去从来只有强国欺侮弱国，但苏俄革命刚刚胜利，就宣布放弃在华的一切特权。这个事实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把从来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眼光转向苏俄，开始懂得应把中国的解放事业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成联盟。过去，从来都说英雄豪杰创造历史，但俄国革命的事实是工农劳动大众推翻了旧世界。这就有力地启示了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使他们认识到以往新文化运动不问政治、不结合群众的历史局限性，促使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寻找改造中国的力量。过去“社会革命”这个名词在知识分子中并不陌生，但人们认为，只有在西方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和必要进行社会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这个陈旧的观念，证明了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不建立完整的民主共和国，而直接走社会革命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黎明的曙光，经过观察和比较，那些坚决反对封建主义，而又对民主共和制度失望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五四运动及其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在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和现行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基础上所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评价的总和。政治发展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政治进化的一种状态，是表示一个国家政治体系朝着合理化方向变迁的趋势、程度和性质。包括政治文化的文化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内在条件。而且，政治发展的主体是人，一定社会阶级、阶层的政治文化水平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政治发展需要一种先进政治文化作为精神动力支持。

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包含着五四事件以前新文化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也包含着五四事件以后新文化运动体现出来的反帝国主义侵略、要求争得劳动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精神。这种由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向追求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变；由追求抽象的反对封建迷信的科学向追求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转化，构成了五四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五四运动和由这个过程体现出来的五四政治文化，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对中国人民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是比辛亥革命的政治启蒙更深刻的启蒙。这种思想的启蒙推动着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走上近代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前提。这个思想启蒙运动实质上包含着相互衔接的两个不同质的阶段。一个是从1915年到1919年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一个是从1919年到1921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启蒙运动。具体而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体现在：

（1）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以及多次改革的失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将新文化运动视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个途径所包含的基本信念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亦即“要振兴腐败没落的中国，只能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着手。如果没有能适应现代化的新的世界观和新的思想意识，以前所实行的全部改革终将徒劳无益，无济于事”。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首先向封建儒学开火，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陈独秀揭露和批判了三纲五常的罪恶，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本”。在三纲的制约下，必然形成“民于君为附属品”、“子于父为附属品”、“妻于夫为附属品”。“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次，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他坚信这种封建宗法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定要被毁弃：“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他呼吁对陈腐丑恶的纲常名教加以讨伐，以推动社会的进化，因为“由专制通知，趋于自由政治”乃是“立宪制之潮流”和“世界系之轨道”。20世纪中国的沉寐状态已经被打破，“既不可闭关自守，则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欲图世界的生存，必须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要真正实现民主，就必须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和文化。二者的调和、共处是不可能的，“盖共和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他主张“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即“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以取代“纲常阶级制”。

吴虞指出：“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孝弟”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子。”他反复强调旧礼教“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胡适盛赞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并指出：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胡适在1919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针对当时舆论界关于新思潮运动的各种解释和分歧，将自己的理解和对这一运动未来走向的希望，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个字。显然，他对新思潮意义的这个概括，是以对“文艺复兴”的上述理解（复兴与再造）为核心的。在他看来反传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文艺复兴，其目标乃是中国文明的“再生”。

鲁迅1918年春问世的第一篇语体文小说《狂人日记》，将封建制度和观念的本质归结为两个字——“吃人”，并批驳封建主义文化“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之所在，也便可言”。他指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这时的思想家们主要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大力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如果说，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维新派还是披着孔学的外衣去干那“离经叛道”的事业，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也没有从正面去触动孔学的思想统治，那么，这时的思想家确是第一批自觉地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的光荣战士。封建伦理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这就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并进而为推翻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总之，“到了五四运动，我们看见，碰到的问题已不是移用西学、西政就可能解决的，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

除此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是一种对世界各种文化、文明互相比较、检讨、融合的尝试，以前中国的各种改良运动都只注意到本国的改革问题。但在五四时期，尤其是它的前期，有一部分居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甚至青年学生，提倡怀疑主义和理智地批判传统和现状，要检讨一切，采取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之长而弃其短，企图建立一个新文化或新文明。胡适就承认“西洋也有臭虫”，但他指出西方的罪恶是孤立的事例，不能同中国“独有的宝贝”相比，因为中国的“宝贝”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典型产品。陈独秀也指出：“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胡适进一步指出：“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一、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风俗制度，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二、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三、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的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评估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allvalues）的时代。‘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的解释。”

康德说：“启蒙精神是敢于认知！”反传统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本质特征。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思想上的根由就是反传统主义。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批判，用“批判的态度”来重新评估一切启发了一代中国人的理智，使他们能凭理智去辨别是非、善恶和一切社会价值，不盲目服从旧制度、旧信仰以及旧学说。这是一种“唯理主义”（rationalism），在这种唯理主义的基础上才能有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民主观念的进步以及民主制度的建立。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五四时期的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成为了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

（2）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是中国实现政治发展的首要条件。

《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吹响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号角。它在尊孔、复辟的一片紧锣密鼓的喧闹声中，一开始就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陈独秀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民主的内涵包括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等各个方面。政治平等是要求政治上的自由，要求民主、个性解放；经济平等是要反对剥削、实行公平分配；社会平等是反对社会阶级压迫。陈独秀主张建设“自定法度而自服从、自定权利而自尊重，即基于国民自觉与自动的真正共和立宪政府”，“抛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专制之个人政治，而易之以自由、自治的国民政治”。而国民政治必须以每个人的思想解放、人权平等观念为基础，“借方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并强调：“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里，见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胡适号召人们“把自己铸成武器……把自己铸造了自由独立的人格”。

科学的内涵除了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所谓声、光、电、化等）及其研究方法（如演绎、归纳、形式逻辑等）外，更重要的是宣传一种人生观不能离开科学法则的思想。所谓“新人生观”就是“科学的人生观”。陈独秀阐释科学的定义是：“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他总结西方文明独放异彩的原因时说道：“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马。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首要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层面，而且是要救国，要“再造中华”，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们认定“只有（德、赛）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就民主和科学当时的直接指向来看，科学主要针对封建迷信思想的禁锢，要求发展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的科学理性精神，“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在于思维模式的转换，提供了新的运思方式”。民主则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的压迫，要求政治的民主，注重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更注重“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并且要求“经济的民主”、“社会的民主”。五四提出的“科学”与“民主”，根本上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与方向，但这里涉及的不止是中国现代化问题，还涉及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性”，或什么样的现代文明的大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化特有的问题，也是世界的现代性的普遍问题。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首要前提。

（3）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胡适指出：“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胡适鼓吹语言变革的同时，率先就新的诗体做了尝试，还撰文介绍了所谓“横截面”式的短篇小说的现代体裁。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基础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提出文化革命，主张打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打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打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纲领。这看起来是一个文体的变革问题，但是“由于中国的书写文化一向是上层阶级借以独享中国文化成果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工具之一，文体改革后可能办到的普及识字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文学革命为普及文化创造了前提，而普及文化乃是政治发展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文学革命“导致过时的文言文和旧的陈腐文学的迅速衰落”。“文学因此而变得与生活和社会现实更为接近，同时也受到更为广泛的欢迎。新文学的这种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在以后的年代里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心理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文学革命应被承认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和社会政治改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所提倡、推广的白话文运动，使白话文成为全国人民的主要言论表达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体。这一成就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和评估。因为不同的表达方式，一定会影响到推论方法、思想内容，以至对人、对事处理的态度和日常生活等等。这是中国人一次极大的变革和转机，不仅牵涉到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新文学的建设。这点恐怕连当时提倡的人都没有预计到，也许后来也还没有充分了解到。五四的文学革命是一场完整而深刻的革命，不仅指它包括着从语言到文体到思想观念的各个方面的变革，更在于这场革命的倡导者是从现代的、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学，按照现代的要求再造文学，上述的语言、文体、思想观念的变革，无不贯穿着这样的历史要求，凸显出现代化的历史特征。因此，五四的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4）1919年到1921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启蒙运动推动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日益成熟和发展，并进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1917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科学社会主义传到了中国。而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与苏俄对中国外债的放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等很快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并开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大力讴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等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正确结论，并且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等进步刊物，向广大知识分子进行宣传。这样，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就迅速地深入了群众，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就逐步扩大了。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等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17年到1921年后期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广大人民，主要是知识分子阶层中起到了科学社会主义启蒙作用，这些知识分子在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成长为领导者与中坚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发生巨变，形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和西方民主社会政治思潮争鸣的局面，其中，势力渐长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文化联合起来，向封建政治文化猛烈冲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和中国国情的具体结合，推动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日益成熟和发展，并进而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发展。

总之，由于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在中国的思想界和知识青年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并由此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它与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彻底决裂，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迷信观念和宗法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文化思想领域燃起了启蒙的火炬，使人们受到了民主主义的熏陶。这就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使他们清楚认识到学习科学思想的必要性。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竖立以后，中国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通俗易懂的白话新国语的形成，为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开通了无数法门；新文学的诞生，为广大群众提供了精神食粮；新学术范式的建立，为活跃中国文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大力提倡，为扫除愚昧与迷信、发展科学与技术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整理国故、翻译西书更是融汇中西，使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论和人文主义思想大量移入中国，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提倡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家庭教育、慈善事业更是移风易俗，使中国人民开始逐渐摆脱封建教条统治的枷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藩篱，找到马克思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但有很多学者认为五四运动更类似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源于启蒙运动：（1）唤醒当时中国青年反抗旧礼教，可以说是受启蒙运动反抗当时欧洲旧制度的启发；（2）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方法，是受启蒙运动时代唯理派哲学思想的启发；（3）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民主，是受启蒙运动时代社会契约论和三权分立学说等政治哲学思想的启发。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触发的国民革命运动，也无异于由启蒙运动而产生的法国大革命。

思想的启蒙确是五四的最大象征之一。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因此，陈独秀和一班五四思想家们希望打破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解放作为一个人的个性，通过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位请进来实现中国文化的彻底现代化以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历史证明了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只在科学、政治制度等等枝节的革新，而在于整个文化体系的全面改造。中国思想观念的变革重于物质和社会政治的改造。

在现代科技的强烈冲击下，每一种文化（包括西方在内）都曾经经历过一个“传统”与“现代”相互激荡的历史阶段。而如何从传统进入现代，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政治发展，首要的就是人的思想的启蒙，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是比辛亥革命的政治启蒙更深刻的启蒙。这种思想的启蒙是中国走上近代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前提。

政治发展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而思想文化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各国的政治发展史来看，先进的文化思想的指导对政治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国的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也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五四运动从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封建思想对广大人民的禁锢，宣传资本主义道德观，为人民接受较封建主义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并进而接受最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的真谛，倘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由于有了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作指导，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呼唤、宣传、塑造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充任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明。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前中国虽然废除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但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并不能真正实行，“尊孔复辟”大为流行，究其原因就是封建思想在作祟。五四运动从一定程度上清除了人民脑中的封建余孽，对唤起人民的革命觉醒，为中国广大人民投入革命，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打下了基础。

然而，五四运动这场“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在尝试将中国引向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即五四的急进反传统思想使中国在为走向现代化而塑造新文化体系的同时与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实际上传统中尽有与现代化不止不相冲突，亦且可以成为现代化的助力与资源的成分，世上可以有不同形态的“现代化”，但绝不存在“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梁启超在1922年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中国人思想逐渐西化的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始于鸦片战争给中国的震撼，曾国藩、李鸿章觉得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坚船利炮是根本，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甲午战败使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思索中国衰败的症结不是简单的器物层面的不足，而是政制不良。所以他们试图以“变法维新”来挽救中国。然而他们的政治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民国建立后，我们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我们所希望的民主和富强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尊孔复辟的倒退，“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于是，有志之士开始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五四的先贤们意识到专制政治和传统文化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同构性，因此，他们认为，要进行变革，就要率先向传统文化挑战，就要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要建立“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非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而，在他们的眼里，“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重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一切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一切“圣贤教训”和社会公认的“行为和信仰”，都被新文化运动者作为靶标。

新文化运动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都受到推崇，特别是小说、白话文学等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评价。诸子和佛学的研究在深化，它们应有的地位也得到了恢复。以儒学来说，在指出其价值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陈独秀等人严厉批判三纲，对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但五四对中国文化的重估，却是走上了急进的反传统道路，在五四一代的精英层的思维中，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与障碍，把“传统”与“现代”看成对立性的两极，因而批判传统常变成“打倒”传统，并且成为一种风尚。以至于五四以来的反传统风气越到后来越发展成“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情况。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五四开创的急进反传统的道路，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可以找到它的深刻烙印，甚至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高呼“全盘西化”，这种思维模式、变革道路使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失误和成就一样巨大。

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以脱离自己传统文化的方式来构建现代文化主体意识。“西化”并不等同于“现代化”。正如艾森斯塔特所指出的，这一分别往往使得肤浅的读者发生一种严重的误解，即以为现代社会和它本身的传统之间不存在建设性的关系。事实恰恰相反，“现代”一方面突破“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重建了“传统”。沉重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告别一切形式的左或右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破除对历史进步的迷信，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一个多元的、包容的、既有“全球性”又有“中国性”的现代文明，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使中国走上健康的现代化道路，并最终建立现代文明秩序。

2．五四运动为中国的政治发展造就了一批新人和先进分子，他们成为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和中坚力量，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从反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认识上的转变在欧洲曾经经过几个世纪才实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跨越了。这说明了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形势变化之大、变化之快，也说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早熟。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在中国造就了一批全新的人，即具有现代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这是中国从1840年以来所进行的一切争取现代化的努力所取得的最宝贵的进展，是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在沐浴了新文化的阳光、雨露之后所绽开的最美丽的花朵。在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成长起了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钱玄同、蔡元培、刘半农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强烈地反对腐朽的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宣传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制度，是反对封建思想的领头人。以他们为代表的新的知识阶层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的一切新的政党、新的政治领袖、新的军人或军事家，以及新的科学家、实业家、文学艺术家、教育家等等真正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切进步都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们从觉悟上分为不同的层次，并同社会阶级之间结成不同的关系，使他们的历史作用受到了不同的影响，并引起了知识阶层内部的冲突，但是不管是哪个层次上或哪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他们都还是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推动了各层次知识分子共同发挥作用的接力运动。而走在最前列，发挥历史作用最大、最长久的自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阶层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他们充当中国各阶级，主要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袖和干部方面。这种状况大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力量对比。这首先造成了广东革命政府时期的北伐战争中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使得革命力量大为壮大，从而在打击反动军阀势力、农村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在1927年4月、5月之后，由于一部分政治家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拉拢，背叛革命并成为反动势力的政治领袖，使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改变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而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后期，以李大钊和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投身到工人运动中，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又代表工人阶级深入广大农村，发动受压迫、受剥削最深重的贫苦农民，从而动员起中国社会最大的革命潜力，展开了新式的农民战争，使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到夺取全国政权、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除一些早逝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烈士外，许多在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或开国元勋。他们不仅是五四时期和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风流人物，而且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风流人物。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五四运动的两个启蒙运动中所造就的知识分子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3．五四事件振奋了民族精神，工人、学生、商人结成了反帝统一战线，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并形成了一种大众的政治文化，正是这种大众的政治文化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发展。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地主、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农民的残酷剥削使中国各种矛盾激化。而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终于促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总爆发。五四运动是以进步知识分子为领导，爱国学生为先锋，广大工人、商人及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的运动。五四运动中，进步知识分子走到了最前列，奔走呼号，发挥了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的重要作用。陈独秀、李大钊等利用《每周评论》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从思想上指明了运动的方向。他们还亲自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走到了现实斗争的最前沿，陈独秀就是因此而不幸被捕的。毛泽东后来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中，广大爱国学生是先锋队，全国的知识分子与之汇成浩荡的革命洪流。5月4日，北京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大声呼吁“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并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天津、上海、长沙、济南、广州、南京、杭州、开封、南昌、成都、西安、安庆等地的学生也纷纷集会、示威游行、罢课以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空前的革命洪流。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大肆逮捕学生，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群众的极大愤慨。6月5日，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上海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场工人率先全体罢工，接着全市各行各业的工人举行罢工、游行示威，显示了工人的巨大力量。而这次罢工的意义不在于经济上造成的后果，而在于其性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性和爱国性的罢工，工人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而是对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上海工人的罢工和游行推动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迅速形成了“三罢”斗争高潮。上海人民的爱国斗争，促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从6月3日开始，不到一星期，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运动遍及全国22省的150个城市。五四运动把中国的工人阶级推上政治舞台，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结成了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的全国范围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这一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他们在反帝的政治纲领中一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思想以及新爱国精神。中国的学生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自动承担了为中国命运操心的责任。他们甚至通过学生组织深入到农村老百姓当中去，使学者在一项共同事业中同农民发生接触。这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工人阶级是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而包括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是中国革命的基础。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任何的革命都不能成功，中国也将处于政治发展的停滞状态。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工人阶级深受剥削却不敢反抗，商人、小资产阶级既爱国却又害怕损失利益，处于观望状态，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强大压力下，6月6日、7日，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学生，并公开道歉。10日，又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迫于广大人民的压力，中国派往巴黎和会的代表又违背了卖国政府的指令，正式发表声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实现了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取得了五四运动的胜利。五四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猛烈地震动了帝国主义和中国顽固的统治集团，显示了以先进知识分子为领导的工商学农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的巨大力量。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真正的、伟大的群众运动。“它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激情，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正如张闻天所说的：“五四运动要算是行将来到的中国大革命的序幕，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

总之，“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它所促成的主要是思想的觉醒和改革”，“这种思想的觉醒和改革进而促进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可以说，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