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报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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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总报告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休闲被认为是21世纪“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城市休闲化则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的一种新形式。所谓城市休闲化,是指当一个城市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阶段以后,城市基础环境、居民消费方式、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相继形成休闲化特点的发展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整体上进入以生活方式演变为特征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休闲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城市发展核心功能的休闲化发展,即由工业化时期突出以生产(制造)功能为核心的发展特征,向后工业化时期凸显以优化居民生活(生存)功能为核心的转变特征。这一核心功能的转变既反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功能在不同发展阶段体现各自作用的基本规律,又顺应了当今社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界发展潮流。第二,城市经济发展的休闲化。进入新世纪后,欧美发达国家人均GDP已经普遍处于3—4万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居民可支配休闲时间占全年时间份额也上升至50%左右,而居民用于休闲或与休闲相关的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休闲正在成为推动城市乃至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

从国内发展来看,2008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的发展关口,标志着我国在整体上开始步入城市休闲化的发展时期。但由于区域经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整体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休闲化发展要素的内部不协调等,这些都将阻碍我国休闲城市的建设和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将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些新思想、新判断为城市休闲化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未来在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在社会层面、经济层面、乃至政策层面上出现的新趋势,将有利于加快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内涵建设,推动城市休闲化发展将成为促进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现实背景下,研究和关注城市休闲化议题显然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为人民谋幸福、为城市谋复兴繁荣的重要课题。

一、城市休闲化是实现居民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美好生活是指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最终体现的是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城市作为居民生存生活的主要载体,其建设和发展的成效将直接体现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具体内容。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城市的居住、工作、交通等基本功能已日趋完善。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休闲生活常态化、休闲消费脱物化、生活泛娱乐化等休闲特征的不断强化,城市居民对于城市休闲功能的依赖感与满足感日益提升,并逐渐成为后工业时代城市更新和繁荣发展的出发点。这里的休闲功能提升,可以理解为城市功能定位的休闲化发展,不仅是城市休闲娱乐设施和休闲空间的建设和优化,更应该注重城市休闲绿色生态环境的改善、城市休闲消费品的多样化、休闲服务业的结构调整等内容。通过城市休闲功能的完善和提升,不断满足本地居民的休闲娱乐需求,努力丰富当地居民的精神生活内涵,最终体现在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合理转型、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城市休闲化建设关乎到城市的产业结构、绿色发展、人民福祉,这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与要求一脉相承。城市休闲化是我国经济现代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形态,是以优化居民生活功能为核心的一个发展过程,其各要素之间内在机理的协调性和融合性是发展的关键。一定程度上说,城市休闲化发展进程不仅是从供给侧的角度解决休闲文化娱乐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体现,更是建设美丽城市的核心内容,从而构成提升城市吸引力的关键抓手。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基础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时期背景下,城市要建设成为让人在生活上感到舒适、幸福、美好的城市,就要竭尽全力地在城市的生活环境、消费服务、休闲设施等方面大力投入,在促进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充分性和协调性的基础上,最终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梦想。

二、城市休闲化促进全域旅游走向全域休闲

2016年1月19日国家旅游局(现文化与旅游部)局长李金早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旅游要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转变。其后,李金早局长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一文,提出“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源、相关产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优化提升,实现区域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共享,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和模式”[1]。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就加快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全面优化旅游发展环境,走全域旅游发展的新路子作出部署。从国家旅游局及国内学者对全域旅游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全域旅游发展的价值诉求不再是停留在旅游人次的增长上,而是着力旅游质量的提升,追求的是旅游对人们生活品质提升的意义,关注的是旅游在人们新财富革命中的价值,其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打造一个旅游相关要素配置完备、能够全面满足游客体验需求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开放式旅游目的地,是一个能够全面动员(资源)、立足全面创新(产品)、可以全面满足(需求)的旅游目的地。

事实上,随着休闲浪潮席卷全国各地,休闲消费常态化趋势已经促使城市居民消费观念和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城市休闲发展的核心要义是追求本地居民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首先是为市民提供高的生活质量,有美味食物,能与自然接触,有艺术的和历史的保留,能运动,有节假日、露天市场和其他休闲带来的令人愉快的事;其次才是为非常有限的旅客提供这些休闲娱乐。因此,城市休闲化发展不仅是实现全域旅游发展的有效途径,更应该加快从全域旅游到全域休闲的转化。所谓的全域休闲是指把增进市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全体市民更广泛地参与休闲活动,更多更公平地分享城市休闲发展成果,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提高生活满足感。因此,全域休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在充分实现本地居民日常娱乐消费充分性和均衡性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城市本地的休闲资源与设施,促进城市休闲空间的合理和均衡发展,最终实现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双重提升。

三、城市休闲化成为推进居民生活休闲化的重要动力

一般认为,20世纪城市现代化是指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领域的理性化互动发展过程[2]。进入21世纪以来,从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来看,生活领域的休闲化正在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又一新特征。进入休闲时代以后,城市休闲化的发展已经促使城市居民在生活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休闲化的发展特点。

一是休闲生活常态化。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公共休假制度、法定假日制度和带薪休假为主的多层次休假制度。闲暇时间的增加为居民从事各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保障,居民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已经成为与工作、睡觉和从事家务等必要的社会活动同等重要的第四生活状态。

二是城市功能休闲化。一方面城市经济功能由传统的制造业经济结构向服务型经济结构转变,社会经济中休闲因素的影响逐渐扩大;另一方面,城市单一的旅游接待服务功能逐渐被综合性休闲接待服务功能取代,居民娱乐活动和游客观光活动在城市区域空间上出现重叠的发展态势。

三是消费脱物化。近年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以恩格尔系数为例,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进入了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区间。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扩大,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1.4%和7.9%,比上年提高0.2个和0.3个百分点。显而易见,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不断增长。

四是生活泛娱乐化。首先,居民外出就餐及购物行为逐渐演化为居民休闲娱乐活动的特殊形态。其次,集商业、娱乐和文化各要素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活广场替代了以往功能相对简单的商业街区,传统的商业广场的经营理念正在被“没有娱乐就不成其为商业”的休闲消费经营理念取代[3]。最后,休闲和工作向着融合的方向发展,“工作越来越象娱乐,而娱乐则越来越象工作。”[4]

五是休闲方式虚拟化。休闲方式虚拟化是指休闲娱乐方式由传统的巨象化转向网络的虚拟化。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新技术、新条件、新理念的背景下生成的当代生活娱乐化样式,不仅迅速改变着青年人的日常娱乐生活方式,而且也在颠覆全体社会成员传统的休闲生活与休闲活动方式。

四、城市休闲化过程中的“三三制”现象凸显与国际接轨的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休闲化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大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陆续步入了城市休闲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休闲化发展中呈现了所谓的“三三制”现象,即居民三分之一时间,用于休闲;居民三分之二收入,用于休闲;城市三分之一国土面积,用于休闲。

从国内城市休闲化发展实际来看,国内城市休闲化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点、片到面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城市率先跨入城市休闲化发展阶段。到了新世纪初,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层面上进入城市休闲化发展阶段。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标志着我国城市休闲化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各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经率先显示出休闲化发展的“三三制”雏形。以上海为例,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城市,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初期的封闭性发展,到后期的外向型发展,主要为外地尤其外国游客提供休闲功能,再发展到内外兼顾型,直至当前的全域全面型发展时期。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可谓是国内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典型代表,呈现出与国际接轨的发展趋势。从居民时间层面讲,上海居民全年休闲时间为120天左右。从居民消费层面讲,2017年,沪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约15000元,用于休闲或休闲相关生活费用的支出约为10000元,占到了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从城市空间层面讲,通过多年的建设,上海户外游憩空间面积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仅在十三五期间,上海就布局建设21个城市郊野公园,总面积达到400平方千米。目前,城市户外休闲空间面积接近上海市域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中形成的“三三制”现象,从一个侧面表明上海的城市休闲化正在向更高的阶段演进,发展的态势与发达国家城市休闲化发展经验基本吻合。当然,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如城市休闲文化娱乐设施在空间上的布局与城市人口空间集聚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上海城市休闲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短板。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飞速提升,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促使休闲逐渐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大会作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当前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已经成为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增进民众福祉的关键任务。近年来杭州、成都的休闲城市建设实践表明,城市休闲化发展对于优化城市生态绿化环境、提升居民生活生活质量,促进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推进城市休闲化发展是践行建设“美好生活”新图景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因此,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深入研究城市休闲化发展理论、客观评价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以及努力探究相关影响因素,有利于推动城市休闲产业发展、提升休闲经济地位、释放城市居民休闲消费需求,从而为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目前,我国城市休闲化过程正在蓬勃展开,围绕城市休闲化发展内涵和发展评价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对于城市休闲化发展趋势、区域差异以及各城市的发展特点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推进与完善的地方,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进行有效互动和双向突破,以规避城市休闲化的发展风险,引导我国休闲城市建设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本报告在已有指标体系与质量测度模型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把握了2016年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特别注重考量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发展差异,并对36个案例城市休闲化发展的特点给予深入分析,以期为缓解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为我国城市休闲化有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二、研究意义

第一,理论意义。本研究结合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实际,构建了城市休闲化发展评价体系,从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设施与服务、休闲生活与消费等维度对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不同城市在休闲化发展进程中呈现的特点和差异,并通过纵横向比较,全面分析我国城市休闲化的发展路径,从而为推动各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二,实践意义。一是通过构建城市休闲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测评模型,便于科学地为城市休闲化发展提供评价手段。二是通过横向比较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区域休闲化发展现状,分析区域间休闲化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缓解休闲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三是通过测评国内36个城市休闲化发展现状,总结与分析各城市休闲化发展进程中的共同点与差异,分析其发展的失衡与错位问题,进而为各城市休闲化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及战略部署。

第三节 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

一、指标体系结构

城市休闲化是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生活与消费五方面综合作用的过程。为对城市休闲化水平进行测度,本文从城市休闲化概念出发,借鉴已有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特点,遵循全面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尝试构建了中国城市休闲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共涵盖以下5类44个具体指标(见表1-1)。

第一类,经济与产业发展,主要反映城市居民进行休闲消费的宏观环境,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率、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住宿和餐饮业零售总额等。这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先决条件。

表1-1 中国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类,休闲服务与接待,主要反映城市为满足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需求而提供的休闲旅游设施以及城市的休闲旅游接待能力,包括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数量、剧场/影剧院个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旅行社数量、星级饭店数量、国家4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国内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人数等。这是表征一座城市休闲功能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内在驱动。

第三类,休闲空间与环境,主要反映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和城市绿化环境,包括市区人均居住面积、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公园数量。这可以保证人们接触到更多的休闲机会,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第四类,休闲生活与消费,主要反映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休闲消费结构,包括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城市居民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城市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城市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年末彩色电视机拥有量、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年末家用电脑拥有量等。这是城市居民休闲生活质量的体现,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核心内容。

第五类,交通设施与安全,主要反映城市内外交通的便捷程度和安全性,包括出租汽车规模、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量、轨道交通客运量、公路运输客运量、铁路运输客运量、民用航空旅客发送量以及交通事故数等。这是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开展休闲活动的前提,是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基础条件。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报告继续沿用历年来《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报告》中对于研究对象的选择标准,分别对国内27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5个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共计36个城市进行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的评价。考虑到统计数据的纵向可比较性,华东师范大学休闲研究中心自2011年首次发布城市休闲化发展指数以来,持续不断地围绕36个城市开展城市休闲化指数的发展与评价,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有利于把握城市休闲化发展的演变趋势和变化特点。

本研究数据均来自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中国文化年鉴》,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国家和省级有关管理部门公开出版或发布的统计数据。部分缺失数据以相邻年份数值替代。

三、评价方法

(一)数据处理

本书所有指标口径概念均与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城市基本情况统计制度保持一致,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按照评价指导思想与评价原则要求,所有指标分为两类。一是,正向指标,即指标数据越大,评价结果越好。二是,逆向指标,这类指标的数值与评价结果成反向影响关系,指标数值越大,评价结果就越差。本报告中“交通事故发生数、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属于此类。本书对逆向指标进行一致化处理,转换成正向指标,具体采用如下公式:

(二)指标赋权方法

在以往相关研究文献中,计算权重通常采用主观判断法和客观分析法。前者通过对专家评分结果进行数学分析实现定性到定量的转化,后者则通过提取统计数据本身的客观信息来确定权重。主观判断法对先验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受调查者往往以某种先验理论或对某种行为的既定认识来确定指标权重,所以使用主观判断法会造成指标选取和权重确定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从而降低综合评价分析的科学性。客观分析法是通过对评价指标数据本身的客观信息进行提取分析,从而确定权重大小,其特点是客观性强,但其忽略了专家经验在确定权重中应用的重要性,赋权结果有时说服力不强。

本指标体系中指标较多,数据信息量较大,为避免数据处理的失真,本文主要按照客观分析法,依靠可得性客观数据,并运用基于客观数据分析的“差异驱动”原理,对我国36个城市的休闲相关变量进行赋权本研究的评价对象选取27个省会城市、4个直辖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由于2003—2008年拉萨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所以在后文实证研究中有关2003—2008年城市休闲化分析部分不包括拉萨。,目的在于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提高评价的科学性(杨勇,2007)[5],将指标变量数列的变异系数记为:

由此,变量的权重为:

(三)综合评价模型

变量集聚是简化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体系(Urban Recreationalization Index,简称URI)的有效手段,即指数大小不仅取决于独立变量的作用,也取决于各变量之间形成的集聚效应。非线性机制整体效应的存在,客观上要求经济与产业发展(EI)、休闲服务与接待(SH)、休闲空间与环境(SE)、休闲生活与消费(LC)交通设施与安全(TS)全面协调发展,产生协同作用。

本评价指标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式构建如下评价模型:

式中,a、b、c、d、e分别表示经济与产业发展、交通设施与安全、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空间与环境、休闲生活与消费的偏弹性系数。从式13中可以看出,该函数体现的是城市休闲化各变量指标之间的非线性集聚机制,强调了城市休闲化各指标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在指标数据处理上,由于评价指标含义不同,各指标量纲处理差异比较大,所以不能直接使用各指标数值进行评价。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采用最大元素基准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将实际能力指标值转化为相对指标,即:

经过处理后的城市休闲化评价模型为:

总的来说,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的非线性组合评价法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强调了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变量间的相关性及交互作用。其次,着眼于系统性观点,突出了评价变量中较弱变量的约束作用,充分体现了城市休闲化水平的“短板效应”,即城市休闲化水平就像44块长短不同的木板组成的木桶,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长度最短的那块木板。最后,由于采用了指数形式,导致变量权重的作用不如线性评价法明显,但对于变量的变动却比线性评价法更为敏感。

参考文献

[1]李金早.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N].人民日报,2016-03-04(7).

[2](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序言-7.

[3][美]米切尔·J·沃尔夫.娱乐经济[M].黄光伟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64.

[4]黄德兴,等.现代生活方式面面观[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150.

[5]杨勇.中国省际旅游业竞争力分析——ARU结构与影响因素[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10):5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