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上网

貌似我的电子邮箱

我试图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一位美国同事，我在浏览器搜索引擎上发现了一种功能，可以让我通过人们的姓名找到他们的电子邮箱。我把同事的名字输了进去，然后看到了十几个不同的地址，有一个甚至在日本。怎么会这样呢？我用我的名字搜索了一下，然后发现了二十二个地址，其中有两个地址是我知道的，但都已经过期了，虽然我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地址里，却还是被收录了进去。其他地址看起来都很正常，比如umbertoeco@hotmail.com，或者umberto_ eco@hotmail.com，但让我惊讶的是，有一个地址也划归在我名下，就是agartha2@hotmail.com。

阿加尔塔（Agartha）是我的小说《傅科摆》里世界的中心所在地，是一个常被神秘主义者提到的非常有名的地方。我明白，用这个名字做电子邮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在网上注册电子邮箱的人想取什么名字都可以，有人可能会选一个读过的作者的名字，假如愿意的话，他也可以选但丁·阿利吉耶里的名字。我觉得但丁肯定要比我更受欢迎，我一时嫉妒，就去网上查了一下，果然，但丁名下有五十五个邮箱地址，其中有dante@satanic.org,danteSB@yahoo.com,alighieri@virgil.inferno.it,belzebius@yahoo.it,divinpoeta@yahoo.it,mostromaldino@yahoo.it。

我又选了一个富有争议的当代人物——萨尔曼·拉什迪，我一共找到了三十六个地址，其中有一些很普通，比如说salman@netcom.com,salman@grex.com,salman.rushdie@safe.com，还有一些令人不安，比如说satan@durham.ac.uk，love@iraq.com，atheist@wam.umd.edu，blasphem@aol.com，sephiroth@zombieworld.com，假如要给这些地址写邮件的话，可能会让人心生畏惧。但问题不在于这些怪异的邮箱地址，而是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地址。没人会想着但丁会回复一封电子邮件，但有一些天真的人可能会和salman.rushdie@safe.com联系，也可能会收到以萨尔曼·拉什迪的名义发送的一封传播病毒的邮件，所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要相信电子邮箱地址。网络提供的这个服务可能是完全无效的，就好像电话目录可以随便被人做手脚，他们可能会把贝尔蒂诺蒂[51]的电话放在贝卢斯科尼的名下，或者是把维多里奥·梅索里[52]的地址放在一个有名的脱衣女郎名下。

不信任原则已经在网络聊天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所有人都知道，一个怀着恋爱情愫的小伙子，可能和某个名为科雷塔·巴尔博的女孩子网恋，事实上这个女孩可能是一名退休的元帅。在最近发生的“I-Love-You病毒”事件之后，这种原则变得更加广为人知。我们不仅不能相信那些来源不确切的消息，有时候也不能相信我们的常用联系人，因为病毒可能会通过他们的地址转发一些致命消息。

假如一份报纸明说自己只发布假消息，当然不会有人买，买来也是看着玩儿的。同样，我们不会掏钱买一份错误的列车时刻表，我们本想去巴蒂帕利亚，结果坐到了维皮泰诺。实际上，无论是报纸还是列车时刻表，它们和购买者都有一个隐形的契约，那就是它们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这是一种不能违背的社会契约。然而，我们新千年最主要的交流和联系方式，都无法维护和参照这个基本契约，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二〇〇〇年

如何竞选总统

第一个好消息，正如我在上一期《快报》周刊上所说的，你们登录www.poste.it，在上面注册用户，就可以通过电脑发信件或者电报，邮局会把这封信或者电报打印出来，发到你要发往的地方去，一封信的价格是一千七百里拉，这避免了火车运输邮件，在火车站堆积分拣的问题。意大利邮局真是太棒了（说起来都让人难以置信）！

现在有一个坏消息，是关于美国总统大选，很明显，他们用的分析选票的机器没有意大利邮局那么先进高效。其实解决方案也是有的，那是六十年代艾萨克·阿西莫夫在一本小说里提出来的，书名是《选举权》，这本小说的意大利语版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银河出版社出版的。我简述一下这个故事：在很遥远的二〇〇八年（相对于那时候），美国要从两个总统候选人中选一个，他们的支持率难分上下，一直是50:50，当时的民意测验是通过一台非常强大的电脑来计算的，可以把数字结果做得非常具体，几乎接近实际情况。为了做出一个科学的判断，这台巨大的计算机马尔蒂瓦克（体量是半英里长，相当于三层楼高——这是科幻小说没能准确预测的事情）还需要考虑到人脑一些非常难以解释的表现。

在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里，所有人的脑子和思想基本上类似，这是故事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提，马尔蒂瓦克只要对一个选民进行测试就可以了。就这样，每次进行选举的时候，计算机会随机选定一个州，然后随机选定这个州的一位居民，这位居民就会成为选民，美国的总统就根据这个选民的思想和心情选出。每一次选举，选民都会提出一个名字，他会说“我选马克·库默”或者“我选马勒”等等。

阿西莫夫通过一种引人入胜的语言，讲述了这件事在当选者家庭中引起的反应（这个被选中的人有机会出名，会接很多广告代言，前途无量，就像《老大哥》真人秀最后的赢家）。家中小女儿表现出来的惊异让人觉得很有趣，因为爷爷告诉她，以前所有人都参加选举，而她没法想象几千万选民直接参加选举的情景，她觉得还是马尔蒂瓦克比较可靠。

卢梭早就否定了在大国实行全民民主的可能性，要实行全民民主，除非是一些很小的国家，大家都相互认识，比较容易聚集在一起。民主代表制度，也就是让人民每四年或者每五年选出可以代表他们的人物，这种制度在目前也陷入了危机。在一个以电子媒介交流为主体的文明社会里，所有候选人的观点都趋于一致，他们的提议也类似。这些候选人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各个党派指定的，人民要在（别人选的）两个人中选出一个，这两个人也像两滴水一样，几乎没什么差别。这种局面会让人想到苏联，只是在苏联指定的人只有一个，人民只要投他就可以了。假如苏联人提出两个候选人，而不是一个，那苏联的民主就和美国的民主类似了。

我知道，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在仓促的选举仪式过后，那些执政者会受到媒体、反对党还有大众舆论的控制和监督，但其实也可以按照阿西莫夫提出的办法来做。

二〇〇〇年

黑客对于体制是必要的

最近在网络上发生了一些全球性事故，但我们并未觉得惊讶。众所周知，一种技术发展得越精密，就越有可能受到攻击。在一架螺旋桨飞机上，处理一个劫持者轻而易举，打开窗子扔出去就是了；但在一架洲际长途飞机上，一个手持打狗棒的疯子都会让人心惊肉跳。

问题在于科技发展得太快了，在莱特兄弟（飞机的发明者）第一次尝试飞行后，布雷里奥、冯·里希特霍芬、巴拉卡、林白和巴尔博又用了几十年时间，进一步改进了这种飞行工具。我现在开的汽车上的功能是我在刚拿驾照时开的那辆菲亚特600根本无法想象的，但假如那时候我就开上了现在的汽车，那么我很可能已经在某处撞得粉身碎骨了。幸运的是，我开过的汽车伴随着我的成长，它们的动力越来越强，我也因此而有了一个适应的过程。

但电脑就不一样了，我根本就来不及学习电脑的所有功能，或者说程序的运行，市场上就推出了新电脑、新程序。可能老电脑也够用了，但我没办法继续使用老电脑，因为新电脑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必不可少的优化。虽然我们自己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但这种更新速度首先是商业的需求，工商业都要求我们报废老机器，更换新机器。尤其是，我们无法阻止研究者研发出一些更强大的处理器。手机、录像机、掌上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也都一样。

假如汽车每两个月就提高一次性能，那么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来不及适应。幸运的是，汽车非常昂贵，高速公路的路况还是老样子，但电脑越来越便宜，而且网路也越来越宽，不能构成束缚，结果是我们还没把一台电脑的功能完全搞清楚，新一代电脑就已经面市了。这不仅仅涉及普通人的生活，还涉及监控信息传播的人，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银行，甚至五角大楼。

有谁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在琢磨电脑的用途，还有电脑能做的事儿？是黑客。他们就像那些在沙漠里苦修的人，每天都沉浸在（电子）思考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入侵克林顿邮箱的黑客的样子？黑客基本都是这个样子：胖胖的，笨手笨脚，四肢发育不协调，他们是在屏幕前长大的。只有他们才能完全掌握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技术革新，他们有时间搞清楚新电脑上的所有功能，还有网络上可以做的所有事，但他们不会创建自己的思想，也不会把他们学到的东西用到好的方面，他们那种过人的能力只用于这些事情：劫持，骚扰，让全球系统陷入瘫痪。

在搞这些破坏时，很多人都带着一种西雅图精神，反对新出现的摩洛，但实际上他们是体制最好的合作者，因为要对付他们，系统必须要加速更新，这是一个死循环，因为那些破坏者会强化他们要毁掉的东西。

二〇〇〇年

这是个好玩的游戏！

假如现在又出现一个小说《洛丽塔》中的著名人物亨·亨伯特这样的人，带着一个小姑娘离开家，我们会马上知道他所有的事儿。他的汽车卫星定位系统能告诉我们他在哪里，他要去哪儿；他的信用卡消费记录会显示出在汽车旅馆他订的是一个房间还是两个房间；超市的闭路系统会拍摄到他买的是色情杂志还是一份日报，从他买的日报上，我们能看出他的政治倾向；假如他在超市里买了一个芭比娃娃，我们可以推测那个女孩是未成年人；假如他还上过恋童癖的网站，我们就可以得出应有的结论。假如亨·亨伯特这时还没有犯罪行为，我们会认为他的爱好非常危险，最好把他抓起来。假如那个小姑娘是他侄女，假如他的私人想象并没有得到任何施展，那也没关系，牢里多个无辜者，总比在社会上出现一颗危险的地雷好。

我说的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弗里奥·格伦堡在他的著作《隐私》（里佐利出版社，2001）里加入了一丝科幻色彩，他想象有一种设备，不仅可以控制人的行为，还可以操纵人的思想。围绕这个设备，他建立起了一个至善的意识形态，非常合理，可以预防人们犯错，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这本书相比，成了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

你们读一读这本书，想想我们是不是已经接近了书中预言的未来。我想以这本书为前提，设计一个游戏，介于当前的现实和格伦堡预言的未来之间。

这个游戏被称为“意大利兄弟”，但这个模式在其他国家也可以推广，是《老大哥》真人秀的优化版本，不是让大家都待在电视前，看少数几个人在一个人工搭建的布景中的表现，而是要把在超市采用的监控系统扩展到整个城市，包括每条街道、所有公共场所，可能也会涉及私人住宅，观众时时刻刻可以看到所有地方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其他任何一个公民的生活：逛街，购物，做爱，上班，车祸，争执。这是一个消遣，真实发生的事情要比演出来的更吸引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偷窥、说闲话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些“爱好”可以得到极大的发挥。

我不否认这会导致一些问题：谁演？谁看？一开始，可能那些闲得没事干的人会观看，那些要办事儿的人会出演。可以推测的是，后来有人为了不让别人看到，他们会在家里待着，看别人演。但这个监控系统也会显示那些正在观看的人，可能会有七千万观众同时观看七千万观众，窥测他们脸上的表情。更有可能，被别人看到会成为一种价值的体现，所有人都会努力被别人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谁当观众呢？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小小的便携式屏幕，在他上演时也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反应，但这个节目最后可能导致七千万人在行动时会不停地观察另外七千万人的反应，这简直像是抽风！他们走在街上，可能会因为看小屏幕上别人的反应而被绊倒。总之，我们有好戏看了！

二〇〇一年

课本和老师一样

政府提议用网络上下载的资料来替代学校课本（这样可以减轻学生书包的重量，也可以降低学校的课本费用），这个提议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教材出版社和书商认为，这对他们的行业是一个致命打击，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人失业。我坚决站在出版社和书商这一边，可以说，和他们出于同样的理由：在蒸汽火车出现时，那些生产马车、铺路石，还有赶马车的人也会抗议。在机械纺织出现之后，纺织工人会进行抗议（历史上也确实如此）。假如历史是按照政府设想的方向走，这些劳动力应该转向别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可以生产需要付费的网上教材。

第二个反对的理由是，这样一来，就需要给每个学生配备一台电脑，国家有没有这样的财力，这值得怀疑。假如把这个决定强加给学生家长，那他们要花的钱比买课本还要多。另一个方面，假如一个班级只有一台电脑，那么个人查询资料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就没有了，这个方案的魅力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还需要每天早上用国家的油墨打印成千上万张材料分发给每位学生，就像慈善机构给流浪汉发面包那样。但有人可能会说，人手一台电脑终会实现。

但最主要的反对原因是：网络终究无法取代书籍，它只是书籍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补充，可以促使人们读更多的书。书籍仍旧会是提供和传播知识的主要工具（假如停电了，那孩子们学什么呢？），课本可以教育孩子们使用书籍，这一点是无法取代的。此外，网络虽然是一个非常棒的资料库，但网络上的信息是没有经过过滤的，教育的目的并不仅限于传播信息，而是教给孩子们筛选信息的方法，这是老师的职责，也是课本的作用。课本正是这样一个范本，它是从已有的信息海洋里筛选出来的，包括那些不怎么样的课本也一样（这就需要老师批评这些课本的片面性，然后把它们补充完善）。知识并不只是积累，更重要的在于筛选，假如学校里的孩子学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好的教育，只能造成思想的混乱。

有一些被采访的学生回答说：“如果用电脑取代课本，那真是太棒了！我可以只打印用得着的几页，而不用把整本书都带着。”这是不正确的想法。我记得我是在乡下上的初三，那是战争的最后一年，老师（那是在我求学生涯中唯一没有记住名字的老师）并没有教给我什么，我当时有些气愤，就一直在翻阅手头上的文学选读。在那本教材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翁加雷蒂、夸西莫多和蒙塔莱的诗歌，那是我个人成长中非常重要的发现。课本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可以发现老师忽视（有时候是因为懈怠，有时候是因为时间关系），但其他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东西。

除此之外，课本还是上学时光的纪念，能勾起让人痛苦但又有用的回忆。那些临时打印的、需要马上阅读的材料经常会滑落到地上，可能上面也记着笔记，也划出了重点，但最后还是被丢弃了（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些学者身上时有发生，更别说那些小学生了）。这些打印的东西不会在记忆里留下痕迹，他们绝对会忘得一干二净。

当然啦，学校课本要是能去掉一些彩色插图，就可以做得轻一点，便宜一点。比如说历史课本，说清楚谁是恺撒大帝就好了，假如学生有个人电脑，他可以在谷歌图片里查询恺撒大帝的画像、那个时期罗马的建筑，还有罗马军团架构的示意图，那肯定是很棒的体验。假如有些书籍能推荐一些比较可信的网站作为补充阅读材料，那就更好了，学生会觉得那是一种非凡的个人体验。除此之外，老师还要给学生讲解如何辨别哪些是严肃网站，哪些是粗制滥造、肤浅的网站。书籍和网络结合起来，当然比书籍和滑膛枪放在一起要强。

最后，虽然无法取消学校课本，但网络绝对可以取代词典，因为在学生的书包里，词典是最重的了。从网上免费下载拉丁语、希腊语或其他外语词典，当然会更加便捷。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围绕书籍展开，虽然我们的总理说，他已经有二十年没看过一本小说了，但在学校里，并不是要教小孩子都成为总理，至少是不要成为和他一样的总理。

二〇〇四年

如何在网上抄袭

在网络世界里，关于维基百科的讨论最近变得很激烈。我不知道那些终端编辑是怎么检查来自世界各地的词条和解释的，就我而言，有时候我也会查一些我研究领域的东西，比如一本书的书名或者出版日期，我觉得维基百科做得很不错，里面信息很全。但这是一个开放的百科全书，人人都可以参与编写，所以它也有风险。比如在涉及一个人物时，会把他没做过的事情，甚至是一些该受谴责的行为也算到他身上。当然，在一些人的抗议下，相关词条会得到修订。关于我的那个词条，个人信息里有一些不是很准确，我对那个词条进行了修改，后来那个错误就消除了。除此之外，关于我的一本书的简述，我觉得有一个地方阐释得不对，在简述里说我发展了尼采的思想，但实际上我是坚决反对尼采的思想的，于是，我把develops（发展）改成了argues against（坚决反对），这条修订也被采纳了。

但这事儿还是让我无法安心，将来无论谁都可以在这个词条上做手脚（开玩笑的、恶意的，或者因为愚蠢），说我做了一些我没做过的事儿，或者说了我没说过的话。除此之外，网络上还流传着一篇文章，说我就是卢瑟·布利塞特——一个有名的造假者（尽管这些玩笑的作者已经浮出水面很多年了，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假如我是坏人，我会去篡改那些我讨厌的作者的词条，我可以说他们弄虚作假，有恋童癖或者和撒旦之子有来往。

除了对词条的内容进行编辑和检查，有人建议对那些指出问题的人进行奖励，这样一来，那些假消息迟早会被人指出来。但愿如此，但要知道，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保证，没有一个充满智慧的特莱卡尼[53]先生编写《意大利百科全书》的所有词条，并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维基百科并不是网络上的大问题，相较于其他问题而言，还不那么让人担忧。一些非常可信的网站是由一些称职的人创办的，但围绕这些网站，常常会出现很多仿造网站，它们多是由一些心理失衡、居心不良的人或者纳粹分子制作的，并不是所有网民都能区分，这会让他们不知道该相信哪些网站。

这给学校教育也带来了很糟糕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经常懒得去查阅书本和百科全书，他们会直接在网上搜索信息。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认为学校里应该开设一门非常基本的课程——教学生怎么在网上筛查信息，这也是一种非常难以掌握的技艺，因为我觉得，有些老师和学生一样没有经验。

有很多老师抱怨说，有时候让学生们写一篇小论文，甚至是大学毕业论文，他们也从网上下载。如果他们从一个不可信的网上下载文章，老师可能会发现文章在胡说八道，但如果涉及一些非常专业的内容，老师就很难一下子发现学生抄袭的虚假信息。我们假定一个学生要写一篇论文，是关于一位并不为众人所知的作者，这位作者写了某部著作，老师对这位作者没有任何直接的了解，没有掌握一手材料，这时候怎么才能发现他根本没写那部作品呢？或者说，老师收到的每篇论文（有时候会是几十篇），他都能够核实资料的来源和出处吗？

不仅如此，学生完全有可能提交一篇看起来精确的论文（实际上也是），但他是直接从网络上复制粘贴来的。我倾向于不过于严厉地处罚这种行为，一个抄得好的学生应该得到一个不错的分数，因为抄得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网络不存在的时候，学生也可能会在图书馆找书来抄，除了在抄写的过程中要费力一些，事情的本质是一样的。总的来说，一位好老师总会发现一篇论文是不是抄来的，假如是没有任何原则的抄袭，他会嗅到那种气息（我要再强调一下，假如抄得有原则，那要向这个学生致敬）。

然而，我认为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在教学中把网络的这些缺点利用起来。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些家庭作业，或者课堂作业，甚至是毕业论文，题目要求是：你们找到一个主题，在网上查询相关的论文，然后说明为什么这些文章不可靠。这样的研究是需要批判精神的，也需要对不同信息进行比较，这会有效地训练学生的辨别能力。

二〇〇六年

让诗人去哪儿？

上个星期六的《晚邮报》上展开了一场辩论，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夏天的讨论。所有一切都产生于南尼·巴莱斯特里尼[54]在《解放报》上面的访谈，这位长者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不能避免夸大其词，引起争议。他抱怨说，现在的出版业已经逐渐停止出版诗集了，多亏有了网络，才可以让所有人写的诗歌得到流传。很明显，巴莱斯特里尼说的是那些收录名家作品、推出新诗人的网站，他也承认，众多网站泥沙俱下，很难摸到门路，需要给读者推荐一些比较权威可信的网址。

记者采访了一些诗人和评论家，他们对这个观点表示了反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我觉得是对的），尽管有一些系列诗集已经停办了，但不能说出版社已经停止出版诗集了，有一些著名诗人，他们的诗集（我说的是当代诗人的作品，并不是过去的经典作品）有时候会卖到一万册以上。其次（我觉得太对了），对于那些想出名的年轻诗人，他们有其他渠道，比如说杂志、诗会，还有朗诵会。第三个原因，就像某个桂冠诗人说的：“你在网上输入‘诗歌’，会冒出很多呆板或者煽情的作品，还有很多村里痴汉的情感宣泄，博客就是给那些爱出风头、爱展示自己的人设计的，在网上能看到最糟糕的无病呻吟，简直一点儿也不着调。”

第三个反对意见也没错，因为在网络上，真的可以看到所有东西，但需要进行进一步反思，需要运用托马斯·阿奎那教给我们的方法，在听了他人的论证之后，提出正解。当然，系列诗集、诗会，还有诗歌朗诵会，对于年轻诗人和读者来说都很重要。

对于年轻诗人来说，在诗会上他们可以和别的诗人进行切磋，他们的作品会受到评论和筛选。我就直说吧，有些评论家会建议他们改行，他们有的人本来就在从事其他行业（识字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迟早都会尝试写诗）。年轻读者需要一些人给他们提供一些保障，预先进行筛选。通常，年轻的诗歌爱好者会接受一些写得不怎么样的诗，或者认为一些模仿别人的诗歌是好作品。假如去找一些有名的丛书，他们可以对这些诗集的品位放心，因为他们阅读的东西是经过行家的筛选和认可的，那些行家是在阅读方面受过训练、嗅觉灵敏的人。

我年轻时是在一个外省城市度过的，我记得，在那里我顶多能买到蒙达多利出版社出版的“镜子”系列丛书，但我每个星期都会读《文学阅览》。这本杂志有一个专栏（就像其他杂志一样，也有《读者来信》栏目），会发表一些诗歌片段，都是读者投的稿，这些诗歌片段下都附带评论，有的是溢美之词，有的是鼓励，有的甚至是修订，有的则是无情的抨击，所有评论都基于那个时代的诗歌创作原则，还有评论者的品位。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棒的文学评论课程，让我看到诗歌的风格而不只是动人的情感，最直接的结果是：我把自己写的诗都丢到废纸篓里去了（学界应该对《文学阅览》充满感激）。

有些网站是不是也具有同样的功能？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当时只有一份《文学阅览》，是意大利文艺青年能在报刊亭买到的唯一文学艺术周刊。而现在，网络可以提供上万个类似的网站，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出现无法选择的问题。但我记得，在我那个年代也有一些免费的小册子，是诗人自费印刷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应该相信《文学阅览》而不是其他那些破玩意儿（出于直觉，或者是别人的评论）。网络上的诗歌也有同样的问题，有人说诗会或诗歌杂志也是一个交流平台，他们说得对，但前提是这些诗人或严肃的诗歌读者要知道哪些网站是可信的。

其他人呢？那些宣泄情感的痴汉呢？还有那些迷恋网络，一天到晚都挂在网上，不知道有诗会和诗刊的人呢？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就像在网络出现以前那样，有多少诗歌“旅鼠”都落入了虚荣出版的陷阱以及报上的虚假诗歌奖的獠牙之下，他们让那个地下的自费作者队伍更加壮大，他们平行于官方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无视他们，他们也无视这个世界。这种局面的好处在于，糟糕的诗人可以在网上发表那些“地下出版物”，他们就不会继续壮大那些欺世盗名的诗人的队伍。一切皆有可能，上帝的恩惠是无穷无尽的，在地狱的污泥里也可能会开出一朵鲜花。

二〇〇六年

老师有什么用呢？

最近有很多文章都在讲校园里的霸凌事件，我也看到了一篇，我觉得不应该定义为霸凌，顶多可以算得上言语莽撞，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莽撞行为。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学生为了激怒老师，说道：“请问，在这个网络时代，您还有什么用呢？”

这个学生的话说对了一半，至少在二十年前就有很多老师说过，学校里教的不应该仅仅是知识，更应该教给学生理念。小学的乘法口诀表，中学的马达加斯加的首都，到高中的三十年战争的日期，伴随着新事物的出现，我不说电脑了，就是电视，甚至是收音机、电影，都会让孩子们在学校之外获得这些知识。

我父亲小时候不知道广岛在日本，没听说过瓜达尔卡纳尔，对德累斯顿的了解也不是很确切，通过历险小说家萨尔加里的作品，他才对印度有所了解。在战争时期，通过广播，还有报纸上的地图，我从小就知道了这些地方，而我的孩子通过电视看到了挪威海峡、戈壁滩、霸王龙，看到蜜蜂如何在花上采蜜。现在的小孩对臭氧层、考拉、伊拉克和阿富汗都很了解。也许现在的小孩不知道干细胞具体是什么，但他可能听说过，而在我那个年代，即使是自然科学课的老师也说不上干细胞是什么。那么，老师在学校里教什么？

我说过，那个学生说对了一半，老师除了教书，还要育人。一个好的班级并不是能让学生记住多少历史事件的日期，而是能够建立一种持续的对话，一种观点的对照，讨论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和发生在校外的事情之间的差别。当然，电视会告诉我们在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为什么那里总有矛盾，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就一直纷争不断，而在格陵兰岛就不会这样，这只有在学校里才可以搞清楚。假如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是《面对面》节目里的权威人士也会谈到这个问题，那学校应该讨论《面对面》这个节目。

大众媒体会告诉我们很多事儿，甚至会传递给我们一些价值观，但在学校里应该讨论媒体传递这些信息的方式，无论是印刷品还是电视，对于它们的语气、论证的说服力进行分析，然后确认媒体传递的信息是否正确。比如说，我们从电视上学来的错误英语发音，如果不是老师纠正我们，那还有谁？

刚才提到的那位学生，他不是说他已经不需要老师了，因为收音机和电视会告诉他非洲的廷巴克图在哪里，或者说冷熔是什么；他也不是说老师的角色已经被碎片化的信息取代了。这些信息出现得非常随意、混乱，每天都涌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我们对伊拉克了解很多，对叙利亚却不怎么知道，这都是源于小布什的好恶。这个学生想说的是：现在有了网络——所有百科全书的“母后”，在网上可以了解到叙利亚、冷熔、三十年战争，还有关于最大奇数的讨论。他想说的是网络上的信息量非常大，也很详细，可能要比老师提供的信息更加深入。但他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网络提供了所有东西，但是它没有告诉你怎么查找、过滤、选择、接受或者拒绝那些信息。

要存放新信息，只要有点儿记性，所有人都能做到，但要决定记住什么，不记住什么，这需要技术，这就是一个上过正规学校的学生（尽管学习不怎么样）和一个自学的学生（尽管很有天分）之间的差别。

假如老师也不知道如何教学生做选择，那就悲剧了。不是说老师应该了解所有知识，他至少应该熟悉自己的领域，假如他没能力给学生进行直接具体的指导，他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范例，努力对电脑上提供的信息逐个进行判断。最后，他还可以经常强调知识的系统性，网络信息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帖木儿和单子叶植物都会出现，但它不会告诉你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

对于这种联系的领悟，只有学校才能提供，假如学校没有办法提供，那他们应该想办法解决。否则三“I”——Internet（网络）、Inglese（英语）和Impresa（企业）——只剩下第一部分，那就彻底悲剧了。

二〇〇七年

第五种权力

我们已经习惯于两个原则，其中一个可以通过一句西西里俗语表现出来：“有权要比有情人更爽！”当然这已经是美化过的翻译，它是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另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是：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如果想发生性关系的话，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卡斯蒂利昂女伯爵、玛塔·哈里、莎拉·伯恩哈特或者玛丽莲·梦露。

现在让人惊讶的是，政治上有权力或者生意上很成功的男人，他们已经不会被巴拿马运河上的生意伙伴所腐蚀，他们会让一些专业女性提供服务，预算不会超过一千欧元——这对于一个临时工来说并不是个小数目，但在蓬帕杜尔夫人那个好排场的时代，真不算多。现在这些人的口味会有所不同，有时候他们的交往对象不是高雅的交际花，而是变性人，甚至可能是在小胡同里饱经风霜的变性人。

不仅如此，很多人都渴望拥有权力，并不是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在性方面会占优势，而是因为他们可以尝试各种类型、前所未有的性关系。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并不是过去那些有权的人对于肉欲都没有感觉，当然了，德·加斯贝利或者贝林格[55]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严肃。陶里亚蒂顶多是勇敢地离了一次婚，假如一个未成年女孩叫他“爹地”，那只能是他的养女。恺撒大帝来者不拒，无论是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队长、罗马女贵族，还是埃及女王；法国“太阳王”宠妃一大堆；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喜欢漂亮的罗丝娜；肯尼迪就不用说了。这些伟大的男人好像认为女人（或者说男宠）是他们战斗的港湾，也就是说在找他们的女人之前，他们先要去征服巴克特里亚，羞辱维钦托利[56]，从阿尔卑斯山一直打到金字塔，或者先要统一意大利，性事只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就像经过一天辛苦的工作，喝一杯加冰的马提尼。

而今天的权贵好像要先享受一下有电视女郎出席的聚会，他们才不管什么伟大的事业，或者说伟大的企业。

过去那些大英雄，他们醉心于普鲁塔克的作品；我们如今的英雄在夜半时分看点儿成人电影，或者兴奋地浏览色情网站。出于好奇，我上网查看了一下，有一百四十万个关于教皇庇护的网站，这真不错。我输入了“耶稣”，一共有四百八十三万个网站——这位拿撒勒人比那位皮耶特罗齐纳人的网站多。我输入了“色情”，出现了一亿三千万个网站！我觉得色情没有耶稣那么具体，我想应该把色情和宗教进行对比，就输入了“宗教”，出现了九百万多一点儿个网站，当然要比关于耶稣的网站多一倍，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相对于色情还是太少了。

色情网站可以给那些因为任何原因不能进行真实性爱的人提供宣泄，或者给那些疲软麻木的夫妻提供必要的刺激（从这方面来说有积极的作用），但也会刺激那些性压抑者的想象，让他们通过强奸、猥亵和凌辱来发泄他们的本能。除此之外，色情视频会让你觉得，一千欧元的高级妓女会做一些芙里尼[57]想也想不到，甚至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们不能只想着百分之三十上网的意大利人，其余百分之七十的意大利人在电视屏幕上平均每天也会看到十多次诱人的图像。那些图像要比在四十年代米兰权贵花大价钱买来的图片还要赤裸，当时他们可能会每年去看一次旺达·奥西里斯[58]的表演。现在一个正常人面对的性诱惑要比他祖父那一代多得多，你们想象一下，一个可怜的教区神父以前只能看着圣母，阅读材料仅限于《罗马观察家报》，现在他们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露着大腿的姑娘在扭屁股，然后人们又说，有的神父有恋童癖。

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些对性的过分刺激会影响担任公职的那些人物的行为，会引起物种的变化，甚至会改变他们的社会行为？

二〇一〇年

旁注

有人曾经说过，社会学家就是那些在有脱衣舞表演的地方，关注的不是舞台，而是看台的人。我没办法看到色情网站后台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没办法看到整个舞台。看一下网上的调查，那些色情网站的数量真是多到无法计算。根据二〇〇三年的一次调查，色情网站的数量大约有两亿六千万个，我觉得有些夸张，他们可能把一个载有卡罗尔·贝克衣冠不整的照片的网站也算作色情网站了。我们选一个网站作为例子，可能是访问量最多的，我看到那个网站上有七十一个分类，每个分类里都有大约上千个录像。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些网站每天都会更新（但他们也有可能会采用之前的录像），大概算一下，约有十七万个录像。从这个网站还可以链接到其他二十一个网站，考虑到有些录像可能是重复的，有些网站的规模比较小，算下来就有三百五十七万个，并没有两亿六千万，但至少有三百多万，这就是我们研究的这个现象的规模。

我没办法把这三百多万个网站都浏览一下，因为生命短暂，而艺术永恒。我随机看了一些网站，我不奢望能得到科学的、有说服力的结论，只是一些个人观点就够了。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我的目光基本上都停留在女主角的面孔上（因为镜头都不会对准男性的面孔，一般只会落在他们的生殖器上），我注意到，大部分进行色情表演的女性，当她们张大嘴巴时（她们经常张大嘴巴，不仅仅是为了微笑，而是为了表达她们的满足），就会露出一口不怎么完美的牙齿。通常她们的门牙还说得过去，但她们的犬齿要么很小，要么是歪的，更不用说臼齿了，经常还能看到补牙的铅封。

假如一个女演员要到好莱坞发展，她们首先要整牙，但整牙的费用非常高昂，去过布加勒斯特牙医诊所的人都知道。那些参与演出的女性通常很美，或者算得上漂亮，她们都来自社会下层，没钱去看牙医。我不认为她们希望通过演出积攒足够的钱去整牙，据说愿意出演的姑娘很多，所以报酬应该不是特别高（尽管网上说，那些最受欢迎的艳星可能会挣到一万美金，但她们的花季很短，真正有名的艳星屈指可数）。也许，她们希望出现在电脑屏幕里，可能会有好莱坞大亨注意到她们，能帮她们把两排牙齿修整一下。或者事情并不是这样，她们知道，就凭她们牙齿的状况，是没办法去好莱坞发展的，她们只能满足于出演这种档次很低的三级片。

这告诉我们一个现实：那些无穷无尽、全天候从事色情行业的大部队都来自无产阶级，整个色情产业都是对那些没有希望的临时工的压榨，是买卖妇女的一种形式。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那些访问色情网站的人，他们通常认为这些女演员不知廉耻举止轻浮，做这一行是出于爱好或者说放浪，这个想法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会觉得那些姑娘更加诱人。但实际上，她们干这一行是因为绝望，她们知道，她们的牙齿让她们没有未来，只有一个囊中羞涩的现在。

二〇一五年

教条主义和难免犯错主义

在上个星期天的《晚邮报》上，安杰洛·帕内比安科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信仰科学时可能会出现的教条主义。我特别赞同他的观点，而我想说说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帕内比安科简要地解释了科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因为科学发展都是建立在尝试的基础之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在这里我想加上皮尔斯，正是他激起了波普尔的灵感）科学隐含的一个原则就是难免犯错主义，因此它总是很警惕自己的错误。科学在新闻传播的简化过程中变得教条，这些介绍性的新闻会把一些人们相信会创造奇迹的发明，还处于探索阶段的事情说成绝对的事实。在接受绝对准则时，也很容易变得教条，因为每个时代的文化都被一种教条所主宰，不仅仅是达尔文或爱因斯坦主宰的时代，还有哥白尼的时代。每个科学家都坚持自己的观点，都认为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人是疯子，包括那些认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人。革命性的创新总是发生在有人对主宰性的教条产生质疑之时，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当科学隐藏在某个教条之中，可能是为了保卫自己获得的领地，它就会像疯子或者异教徒一样迫害那些反对它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教条的表现吗？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教条总是被捍卫，或者被反抗吗？现在，一种文化（也就是一个特定群体共享的一种知识体系、观点、信仰、习俗和历史遗产）不仅仅是事实的堆积，也是一个沉淀后的结果。文化有一种能力，就是会丢弃那些没有用的或者不必要的东西。文化和文明的历史是由那些难以计数的、被埋葬的信息组成的。对于一种文化来说是这样，对于我们的个人生活也同样如此。博尔赫斯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博闻强记的富内斯》，里面有一个人物富内斯，他能记住所有事，在每棵树上看到的每片树叶，他一生中听到的每句话，他嗅过的每种气味。他说过的每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尽管如此（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富内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选择和丢弃能力的人。我们的潜意识在运转，因为它在不停地丢弃。假如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一个人可以去找心理分析师，重新找回那些因为出错而被丢弃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幸运的是，其他大部分记忆都被消除了，我们的灵魂正是由这种不间断的选择性记忆组成的。假如像富内斯那样，我们就是没有灵魂的人。

这样一来，一种文化和它的教条就是一个大家共享的百科全书，它不仅仅是由保存下来的东西组成的，而且可以说是由它抹去的东西组成的。在这个大家共享的百科全书之上，人们可以进行讨论。为了形成一些大家都理解的讨论，我们需要从已经存在的教条开始，不说别的，就是为了确保这些教条已经站不住脚了。假如没有对托勒密教条的否决作为背景，人们会无法理解哥白尼的论述。

现在的网络就像富内斯，它提供的所有信息都乱七八糟地堆积在一起，没有经过过滤、沉淀和整理，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百科全书，或自由的信仰价值系统。在网络上，所有一切都可以共存，就像在每个人头脑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无论是水还是H₂O，或者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原则上可以形成六十亿个不同的百科全书，人类社会就会变成六十亿人零碎的交流，每个人说的话都不相同，只有说话的人才能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幸运的是，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因为科学界会对语言进行监控，使得共同话语能得以传播。他们知道，要推翻一个教条，首先要承认这个教条的存在。对教条的捍卫当然会很容易产生新教条，但在这个矛盾之上，知识才得以发展。为了避免仓促结尾，我要说，我完全赞同帕内比安科最后引用的科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要研究一下。”

二〇一〇年

玛丽娜！玛丽娜！玛丽娜！

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你们可以体会一下这封邮件的措辞和语法）：“你是我想深入了解的男人。你好。我的称号是玛丽娜，我三十岁。我看了你的介绍，我决定写给你。你怎么说？我的精神世界很美好。我要找一个人发展一段严肃的关系，你在找一个什么类型的关系？我很感兴趣认识你，但我们最好先通信，这是我的电子邮箱：abhojiku@nokianail.com，或者你把你的Email邮箱给我，我写给你。我希望你不写给我这种事不会发生。我很高兴能得到你的看法。我迫不及待地等你的邮件。你的玛丽娜。”

附件的照片简直可以媲美环球小姐，可以直接邀请到阿尔科雷别墅的奢华晚宴上。我们要问自己了：“像玛丽娜这样一位美丽的少女，怎么会在网上寻觅一段‘严肃’的关系？”那张照片可能是在网上找的（就像出现在《谜语周刊》填字游戏里那些没透露姓名的演员），在玛丽娜的背后其实是一个神秘人物，可能会引起萨维亚诺[59]的兴趣。但谁知道呢，蠢人一抓一大把，我在这里也写上了玛丽娜的电子邮箱，可能会有人给她回信，期望发展一段美好的友谊，但我要说：后果自负。万娜·马尔奇[60]的客户、那些凡事都看星座的人，还有上次大选的很多选民都可能成为这个虚拟的玛丽娜的潜在网友。

说到虚拟，很多人都知道（因为网上的回应很多），最近推特上有一个假冒我的账号，发布消息说《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去世了，而另一个账号宣布了我的死讯。尽管所有信息部门都宣布说这是谣言，但是我看到有人理解为：我的一个“真实”账号发布了一则“虚假”的消息。总之，那些沉迷于网络的人有时会变成瞎子，我希望卡萨雷乔（好像他认为网上出现的事情都是真的）能和玛丽娜联系一下，他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对于那些告诫孩子们不要轻信网络的老师，你们可以让他们上这个网站

但网上这些蛊惑人心的东西还是祸害了一些人，上个星期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消息说，在罗马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他住在一栋楼的九层，他骑在阳台的护栏上，拿着一把刀对着自己的肚子，威胁说要自杀。这时候，亲戚朋友、警察和消防员都拿着气垫站在楼下，却没办法让他放弃轻生的念头。直到后来这个小伙子说，他要参加一场真人秀，还要坐一辆加长轿车去。那些警察想起附近恰好有一辆加长轿车，是前一天做广告用过的，就让人把那辆车开了过来，小伙子这才从阳台上下来。

这件事要说明什么呢？唯一“真实”的、能让一个人放弃轻生念头的办法，就是许给他一个虚拟的现实。那个小伙子精神是有问题，但这也不能让我们觉得心安理得，因为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那些相信真人秀的人（就是那些会给玛丽娜回信的人，他们可能会通过心理疾病测试，但他们会相信网上说的类似这样的信息：袭击“双子塔”的人是小布什或犹太人），因此虚拟的问题（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不仅仅是病人的问题，也是健康人的问题。

二〇一三年

宇宙光那婊子

有一个朋友批评了我的上一篇专栏文章，说在意大利这么糟糕的情况下谈论007里的马提尼鸡尾酒，就像泰坦尼克号下沉时船上乐队的表现。说真的，我认为（事情真的是这样）泰坦尼克号上的乐队是整个事件中唯一表现得很专业的一群人，因为当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方寸大乱，甚至表现得自私自利时，他们的表现就像尼尔森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说的那样：“英国需要那些履行自己义务的人。”无论如何，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只会愤世嫉俗的人，我现在要说两个很有分量的政治问题。

关于新语言 好像最新的政治词汇是：婊子、嫖客和去你妈的。请原谅，因为作为专栏作家，我不得不采用一些与之前时代不同的词汇，比如说持不同政见者、潜在反应、工人阶级。

最让我惊异的是这些新词汇里夸张的男权主义倾向，原创歌手巴蒂亚托用“婊子”一词来称呼一些议员（这当然是欠考虑的），所有人都觉得很气愤，觉得这是一种粗鲁的攻击，这还得罪了那些女议员。为什么人们一听到婊子这个词马上就会想到女性呢？这个词现在也经常被用于指代那些出卖自己的选票，在党派问题上朝三暮四，或者在议会上宣称露比[61]是穆巴拉克孙女的议员。我觉得即使是齐基基[62]，在他实验失败、极端愤怒时也会冒出来一句：“宇宙光那婊子，简直让我抓狂！”他是想说那些可爱的“实体”和夏娃一个性别吗？哎呀，我们所有人都是男权主义者，我们觉得除了妈妈，所有婊子都是女的，所有女的都是婊子。

关于推特的一点感想 这是一个推特爆炸的时代，就连教皇都在使用它。这个全球性的、大家都参与的媒介应该取代民主代表制，但它存在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是推特只允许发表一些很简洁也很表面的言论，大家都知道，那就像用一百四十个字把《纯粹理性批判》写出来。第二个问题是：推特不是让人简洁，而是让人压缩。

请允许我缓和一下这两个问题的严重性。手机短信让年轻人编写和理解一些电报式的表达，但不要忘了，第一则电报是萨缪尔·摩尔斯在一八四四年发的，然而，在“母病，速归”或“祝贺卡特琳娜”出现之后很多年，还是有人像普鲁斯特那样写作。人们学会了发短信，但一九八一年，马尔科·博阿多在议会上做了一个持续十八个小时的发言。

至于推特教大家长话短说，我觉得这是夸大其词，写一百四十个字也有可能拖泥带水。当然了，这个消息：“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觉得这段话应该得普利策奖，因为它通过三十一个字就说明了读者想知道的信息。可以用更简洁的方式说明一些更加机警、更加深刻的问题（失去父母中的一个可以看成是一种不幸，失去双亲看上去就像是一种粗心。所有糟糕的诗歌都源于真情实感[63]），或者说一些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句子和概念，比如：“遵命！[64]”“我来，我见，我征服！”“我们向前走吧！[65]”“我们不能（不谈论耶稣）！”“我们在阴凉处作战！[66]”“要么建立意大利，要么死！”

推特用户们，你们试试把福斯科洛翻译成现在的话，我建议你们简明扼要。

二〇一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