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沿着一条很不正常的道路发展的。

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后，胁迫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便于他们进行掠夺的特权。他们不仅在中国倾销商品，搜括原料，而且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经营起近代工业、航运和公用事业。这批企业是中国境内最早的近代化企业。

接着，从60年代起，清政府官僚集团创办军火工业，这是中国人采用机器经营工业的开始。然而，就其生产关系的性质说，这批企业，不过是两千多年来封建官府工业的直接继承者，具有十足的封建性。

以上两类企业，一为外国资本，一为非资本主义企业。因此，它们的资金来源，都不属于中国民族资本原始积累考察的范围。

继军事工业之后，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及其官僚集团，由官办军火工业转而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经营起采矿、炼铁和纺织等民用工业和轮船、电报等近代交通运输企业。诚然，这类企业仍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色彩，但从它们的主要经营目的和剥削性质——为市场生产商品并赚取利润，榨取雇佣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看，却已基本上具备资本主义性质。因此，这类企业创办时的垫支资本的一部分，当属资本原始积累考察的对象。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创办、90年代以后才取得较大发展的、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才是原始积累问题的主要考察对象。

轮船招商局是招有商股的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先声，适可作为这类企业的典型。

该局是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创办的。招集股本的结果，得到商股银73万两，又由沪津两海关拨官款190多万两，作为股本，官督商办。

必须指出，推动和支持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奏办轮船招商局的幕后势力，乃是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拥有巨资，并对新式企业跃跃欲试的买办。

这可以从李鸿章的《试办招商轮船折》前后时期致朋僚的函稿中得到证实。此折奏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而前此十个月，李鸿章在其致曾国藩的磋商创办轮船局的函稿中说：“租赁轮船一节，自是经久推广至计，津关委员林土志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议呈九条，照钞呈览。据称合凑本银三十万，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或请拨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已缄致上海广建各帮妥议。仲复履任后，就巨商反复筹计，或有定局，鸿章并嘱子敬随时函商仲复，无论何项委员经手，必须各关道就近商办。”同治十二年一月，李鸿章再一次提到“添招闽粤巨商入股”。

虽然李鸿章并没有明确指出这帮“闽粤巨商”都是买办，但这帮旅沪的闽粤巨商至少可以说多半是买办，这是可以由许多事实来证明的。当时人王韬说来沪“粤人……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再从招商局本身看，从1872年起，长期直接经理这家企业的不是别人，正是经历了多年买办活动的大买办唐廷枢（即唐景星）、徐润（即徐雨之）和郑观应。总办唐廷枢于1863年即为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会办徐润自1852年即已进入英商宝顺洋行，郑观应则长期经理宝顺、太古、公正等洋行的生意。而局中股本亦系这些人员经手招集。实际上，他们既是创办人，亦是股权握有者。轮船招商局设立前夕，唐廷枢即已“在港集股银十万元，租两船往来港沪”。正在此基础上，并通过盛宣怀的保荐，北洋大臣始委派唐廷枢总办轮船招商局。徐润亦首先附股（轮船招商局），前后计之共有4800股，合计银48万两。此外，徐润设法招徕各亲友入股，亦不下五六十万两。郑观应亦为股东，而唐廷枢、徐润以及后进入招商局的郑观应等人，恰恰正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最早出现的一批广东籍买办。

轮船招商局的筹资历史表明，其名义上由官僚奏请创办，其实际筹划者和出资人，主要是来自买办。招商局恰恰是中国第一个招有商股的近代企业，这就表明，当中国开始创办近代企业时，首先投资的是买办。

关于中国民族工业的资本来源，我们选择以上海为主的若干地区（包括无锡、南通），自19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创办的一批较大规模的工业为典型，对其主要创办人出身及其资本关系加以考察。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段历史时期，主要考虑到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应以早期的垫支资本为研究对象，若将时间过于向后推移，势必会同资本主义积累（其来源是剩余价值）相混淆，至少是使这种混淆的可能性更加增大。同时，中国民族资本所创办的工矿企业，虽然自1873年起便已陆续设立，但70年代创办的毕竟为数甚少（仅20个左右）, 80年代虽略有增加，又绝大部分是小型企业。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则几乎完全是1890年以后创办的。自189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为中国民族资本的最初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认为选择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作为考察范围，才是恰当的，有意义的。

再从地区上看，上海、南通、无锡，虽然只是区区三个地方，但它们在中国民族资本发展史上却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仅以中国民族工业中进展最速、规模最大的部门——棉纺织业为例，1890～1913年的24年里，上海、南通、无锡这一小区域内的纱锭竟占全国纱锭数的44.8%以上。

自然，一般说来，创办人出身并不能完全说明原始资本的来源的性质。但中国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华资各厂大多数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的，有的虽名为公司，实则未尝公开大量招股，所以主要创办人多半就是主要投资人。因此对于主要创办人出身的考察，大体上可以反映原始资本各种来源的构成。

为了便于分析研究起见，下面按各行业，分别列表加以说明。

从1890年中国最早的一家大机器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始，至1910年止，上海、南通、无锡三地，民族资本创办的较大型的棉纺织厂共14家，其中一半是买办创办的或有买办参加投资。已知的93个投资人中，有10个是买办。14家工厂中，资本最雄厚、纱锭最多的，除官僚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以外，其余几家都是买办创办的，如公益钞厂、同昌纱厂、振华纱厂、九成纱厂等。

统计材料表明，面粉业各厂投资人中，已知其出身者11人，买办7人，官僚2人，钱庄主银号股东9人，三个地区的12家面粉厂中，买办和买办商人创办或参加投资的达7家之多。

又据1910年所作调查，当时沪地面粉业中，增裕、阜丰、华兴三家规模最大。其中增裕为外资，华资两家大厂中，一为官僚孙多森（即尚书孙家鼐之子）创办的阜丰，一为买办祝大椿创设的华兴。就其创办资本说，华兴则超过阜丰，占第一位。

此外，关于立大、申大、大有三厂的资本家顾馨一的出身，我们认为不能笼统地当做一般粮店老板处理。对于这类人物必须具体分析。顾馨一的公开身份虽为粮店老板，但“当时他与日本人方面有了联络，独自经营杂粮”以致“获利颇多”。此外，他还和买办王一亭、虞洽卿等常常往来，并与王一亭等多次合伙经营。由此可见，顾馨一的资本积累，很可能并非一般商业积累，而应属于买办类型的。

上海棉子榨油业之首创者大德榨油厂，是官僚盛宣怀指派买办朱志尧经手创办的。朱志尧，浙江奉化人，继承他父亲的职业，充当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大德由他经理，他是否亦是股东，现在尚无材料可资证明。然而根据当时工商界的一般情况推测，朱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资方代理人，投有资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大德而外，其余三家油厂均为买办所创设。不难看出，在榨油业的原始资本中，从买办财富转化而来的占着绝对优势的地位，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更为分明。

这一时期，上海建有十多家机器厂。不过，除表4所列两家以外，其余十来家规模很小，资本额多数都在一万元以下，有的甚至还是手工工场。旧中国机械工业的微弱和狭小，从它的诞生时期就表现出来。

朱志尧的出身，上面已屡次提到，不再重述。关于大隆机器厂的创办人——严裕棠的出身，则尚待考证，有说是铁匠，但据《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一书作者的调查，严的父亲曾任洋行包工头和买办。严裕棠本人也一度在洋行当差。显然，严的家庭成分及本人出身皆属买办阶级，可无置疑。因而大隆的垫支资本显然也是和买办资本分不开的。将严裕棠的出身说成是铁匠，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

此外，如火柴业也是后来中国民族资本投放较多的一个部门。上海最早的一家大火柴厂——燮昌火柴厂，资本额20万元，创办于1890年。其资本主乃是被当时人称作火柴业鼻祖的叶澄衷。关于叶的出身，有说是学徒，有说是商人。其实，叶澄衷由一个油房学徒一跃而成为上海的亿万富翁的事例，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买办商人暴发史的典型刻画。

上海民族资本投资的几个主要行业中，关于缫丝业，我们知道的更少，似乎也比较特殊。这一时期，缫丝业主要集中在广东顺德一地，上海尚属比较发达。根据材料，辛亥革命前，上海一地创办的较大规模的机器缫丝厂近30家，然而其中一半工厂的创办年代不明，绝大多数工厂的创办人及其出身也尚未查清。已知创办人出身的仅四家，其中商人一人（即1881年黄佐卿创办公和永缫丝厂）；官僚一人（即1900年薛南溟创办永泰裕缫丝厂）；买办二人（即1893年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创办瑞纶丝厂，1904年怡和买办祝大椿创办源昌缫丝厂）。

综上所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上海、南通、无锡三个地区的棉纺织、面粉，榨油、金属加工、火柴以及缫丝等六个主要行业中，民族资本创办的较大规模的企业约38家，已初步查明其出身的创办人或投资人共42人。据粗略分类，其中买办和买办商人26人，官僚10人，钱庄主和一般商人6人。很明白，买办占首要地位，官僚占次要地位，旧式钱庄主和商人亦有少部分，唯独地主，则一个也没有。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原始资本来源中，就绝对没有包括地租的转化。但必须承认，上海最早创办的这一批较大规模的企业中，确实很少属地主投资的，更谈不上——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占首要地位。

持有“地租转化占首要地位”这一论点的人，其根据也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他们举聂缉槻家族为例，说聂缉槻、聂云台父子购买华兴纺织新局股票，租办华兴，以致最后收买复泰的资金，都是种福垸的地租剥削的转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1890年起，聂缉槻连任上海道台五年，1894年交卸沪道时，发现“亏空”90万两。这笔钱到哪里去了？这些大官僚当然讳言这是他们贪污中饱所致，然而事实真相却是昭然若揭：一面是所谓的“亏空”，另一面则是聂家私人财产的膨胀。请看下面几笔账：（1）1891年购买华兴股票，1904年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华兴，1905年收买复泰，独资经营，易名恒丰纱厂；（2）聂交卸沪道时，其妻曾纪芬存折上有8000余两存款；（3）聂任沪道后，每月给他的母亲张氏月费300两，张氏回湘后陆续另汇三四万两作造屋之费；（4）自1905年起，又在洞庭湖滨，领垦湖田50000亩，建立起中国式的封建大庄园——种福垸。不仅如此，甚至后来恒丰纱厂的利润也源源汇回湖南购买土地。

由此可见，与其说聂家财富积累的变换情况是地租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典型，毋宁说它是官僚资本、工业利润倒回农村进行土地投资放弃工业的实例。

不仅聂家这样，其他地主、官僚走同样道路者，举不胜举。

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剥削特别残酷。封建剥削特别残酷，而土地的购买又极其自由。所以，官僚由做官贪污所得，商人高利贷由压榨盘剥所得，往往流回农村，作为兼并土地的手段。至于地主，就更不愿意将他们的地租收入投入他们一向所不熟悉、所不习惯的工业。在他们看来，经营工业是多么麻烦，还要蒙受财产不翼而飞的风险，买进土地，坐食地租，则是安逸的事情，何况地租又是超过收获量的70%以上的优厚收入。

由此可见，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始垫支资本中来自地主阶级者之所以这样少，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的，并不是什么反常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对地主经济来说，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乃是支配它的法则。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至于中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创办人中，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买办，看一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的状况，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