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社会工作对灾后社会建设的作用

在第三章第二节，笔者已经提到，将运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显功能—潜功能和正功能—反功能的交叉分类来分析社会工作对灾后社会建设的作用。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显—正功能是指，相关参与者所预料到和认识到的对于社会系统的客观后果，而这种客观后果将有利于社会系统模式的生存和调适。在本研究中，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建设方面的显—正功能主要体现在，增强了村民对灾后新建社区的归属感和补充了当地的助人体系两个方面。

潜—正功能是指，相关参与者未曾预料到或认识到的对于社会系统的客观后果，而这种客观后果同样有利于社会系统模式的生存和调适。本研究发现，社工在以小组方式推广养殖、旅游等生计项目的同时，无意中促成了当地社会次级群体的生长，而次级群体的发展前景无疑关系到清平乡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同时，外部社会工作的嵌入无疑将推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对灾后社会建设的潜—正功能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潜—反功能则是指，相关参与者未曾预料到或认识到的，对于社会系统会产生副作用的客观后果，这种潜在后果可能导致系统的紧张和紊乱，它们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衍生成为社会问题，就有可能威胁到整个社会系统的均衡。在本研究中，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建设方面的潜—反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工作功能的冲突唤起了部分群众的不公平感；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功能的局限降低了少数群众对社工的认同感。

接下来，笔者将从显—正功能、潜—正功能、潜—反功能这三个方面，对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建设方面的作用进行分类讨论。

3.1 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建设方面的显—正功能

3.1.1 社会工作增强了村民对灾后新建社区的归属感

“5.12”地震不仅摧毁了清平乡村民赖以生存的家园，而且破坏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地震以后，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统筹规划，为一部分无家可归的灾民新修了永久性安置区。前文提到的“幸福家园”便是清平乡统规统建的安置小区。清平乡各个村组的人从原来分散居住的地方，搬迁到集中居住的小区，他们在生产生活方式、群体归属、身份认同等方面都面临转变与适应的问题。此外，在人们过去居住的传统农村社区，村民之间或以亲缘或以宗族为纽带，人与人的关系同质性强，社会流动缓慢，邻里关系密切。这些特征就使得搬迁村民对原来的农村社区具有较高的归属感，而对灾后新建的社区缺乏认同。考虑到这一点，清平社工站制定了一系列的文化历史项目，旨在提高村民的凝聚力，增强村民对新建社区的归属感。社工站相继举办了“湔沟村寺庙信仰”、“羌汉山歌”口述历史茶话会，并以清平乡幸福家园广场为据点，先后举办了大型的社区趣味游园活动、以“迎新接福虎、百姓乐开怀”为主题的2010年新年庆祝活动和“山寨版”银杏文化艺术节篝火晚会。另外，在社工站的牵头与协助下，“坝坝舞”逐渐延续下来，并成为当地较为固定的休闲娱乐方式。通过参与这些社区层面上的大型文娱活动，人们的互动频繁了，新的社会关系也逐渐产生，社区居民对新建社区的归属感也与日俱增。

3.1.2 社会工作补充了当地的助人体系

地震发生以前，当地村民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来解决困难，一种是由家庭、亲友和邻里构成的具有自助性、互助性的民间助人系统，另一种是由政府系统提供的具有法定救助性的解困济难的手段。在这个典型的农村社会，人们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来决定向谁寻求帮助的优先顺序。一般而言，人们主要通过亲友互助系统来解决日常生活领域的困难，只有当该系统不能满足其需要的时候，才会向政府系统寻求帮助。但是，地震以后，这些助人系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方政府无暇顾及社会底层的每户家庭，亲友、邻居对待求助也是有心无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会建设，及时地补充了当地的助人体系，为当地村民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力量。

为了更客观地评估社会工作在当地助人体系中的地位，笔者设置了“在您遇到困难时，您会向谁求助”的多选题，并给出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社工”、“政府”、“其他”五个选项。调查结果显示，由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构成的民间助人系统仍然是当地社会最主要、最强大的社会支持体系，而社工则处在整个助人体系的最边缘（参见图2）。由此可见，“5.12”地震并未打乱当地社会基于差序格局形成的求助顺序，亲缘和地缘关系仍然是人们认同和依附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

但是，当问及“如果社工向您提供帮助，您愿意接受吗”这一问题时，88%的受访村民表示愿意接受社工帮助；而问及遇到困难是否会主动向社工寻求帮助时，只有18.8%的受访者表示会主动找社工帮忙。由此可见，当地村民还是愿意接纳社工这一求助系统的，只不过人们对社工的需要属于被动的消极需求。与之相反，在西方社会，社工一般是从有需要者的求助开始的。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工作一般面对的是“求助者”，而社会工作来到中国，则需要面对很多“受助者”。因此，发端于西方社会的社会工作，来到中国本土，就必然得顺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助人理念、策略等方面进行相应改进。

3.2 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建设方面的潜—正功能

3.2.1 社会工作促成了次级群体的生长

社会群体是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社会学中，对社会群体所作的通常定义是：一定数量的个人，因较稳定的互动和社会关系而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的社会共同体。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根据群体内成员关系的特点，把社会群体区分为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和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两大类。在初级群体中，成员间经常发生面对面的交往与互动，具有较亲密的关系和较浓厚的感情。属于这类群体的，首先是家庭。由亲朋好友结成的群体、左邻右舍，以及一些小村落也属于初级群体。在农业社会中，大都是初级群体。次级群体则是指成员间不经常发生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和交往，并且成员的互动具有较浓的功用色彩的群体。库利的群体分类使社会学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现代工业社会与过去的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工业社会中次级群体的作用大，而农业社会中初级群体的作用大；次级群体在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而初级群体在农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前文已经提到，为恢复当地的生产，增加村民的收入来源，社工站招募了一些村民，以小组方式推广养殖、旅游等生计项目。这些村民或以发展养殖为目的，或以发展旅游为目的，从各个村组而来汇聚在一起，共同讨论、交流发展生产的经验。事实上，这种以项目为导向的小组活动形式无意中促成了当地社会次级群体的生长。当地村民的交往范围不再局限于亲朋好友、邻里之间，而是扩大到由不同村组成员构成的、拥有共同目标的生计小组里来。因此，笔者大胆推测，当地社会次级群体的长期发展和繁荣，必将推动清平乡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3.2.2 社会工作推动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建设

“5.12”地震后，社会工作从外部嵌入到清平乡。这里的外部嵌入直接地表现为由香港理工大学亲自督导、直接资助等特点。因此，境外的专业社会工作在工作理念和方法上具有强烈的西方文化色彩，在行动方面具有相对充分的独立性。在第四章第三节中，笔者介绍了社工站介入清平乡灾后重建的具体内容，无论是口述历史、“坝坝舞”，还是养殖、旅游生计小组，都体现着境外专业社会工作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建设的工作思路。他们善于从底层社会出发，挖掘底层社会的潜能，旨在推动底层百姓建构强大的社会系统。

王思斌教授曾指出，中国的政府部门所推展的社会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也具有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性质。这类工作以行政体系为依托，以政府工作人员为主体，其部分工作技巧与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相符。这些特征意味着，政府系统的助人活动是一种国家或集体对群众的职能或责任，助人者与受助者是上对下的国家对百姓的关系。助人过程一般是提供物质帮助，或者是对受助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助人活动的结果是有困难的成员获得物质帮助，或者思想上有“问题”者认同了代表国家或集体的助人者的思想政治观点。由此可见，行政性的社会工作除了具有社会服务的功能以外，还带有强烈的社会管理色彩，这就决定了政府系统自上而下的社会建设思路。

通过对比两种社会工作，可以发现，境外的专业社会工作在工作理念和方法上具有先进性，其推展的助人活动以发掘案主的潜能、增强案主的社会适应能力为最终目标，能帮助案主相对彻底地、可持续地解决同类问题。而行政性的社会工作凭借强大的行政系统作后盾，有着强有力的财力和社会动员力，因此，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等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方面具有显著优势。“5.12”地震后，境外社会工作的嵌入无疑将推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建设。

3.3 社会工作在灾后社会建设方面的潜—反功能

3.3.1 社会工作功能的冲突唤起了部分群众的不公平感

社会工作功能的冲突是指，“社会工作的实施既有利于困难群体，却也对其他群体和方面的利益造成妨害的情形”。笔者在清平乡进行调研的时候，确实发现了这类情形。例如，为了使项目服务更有效地推进，社工在招募项目成员的时候，会筛选出与项目更匹配的村民。因此，只有一部分村民能获得社工站的项目服务，相对而言，“落选”村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另外，笔者还发现，由于清平社工站驻扎在幸福家园广场边，且广场又是该乡的文化活动中心，因此，在幸福家园居住的村民与社工站的接触机会更多，获得社工的帮助和服务也更容易、更便利。而居住在河对岸的元包村、棋盘村的村民，由于离社工站和广场较远，他们在获取社工服务方面就显得有些“吃亏”。在入户调查的时候，这里的村民反映：“他们（社工）都在下面（幸福家园）搞活动，我们这里都没有（举行文化活动）。”可见，社工站在为一部分村民服务的同时，也在无意中忽视和损害了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这样的情形会唤起部分群众的不公平感，进而影响社会关系的健康发展。

3.3.2 社会工作功能的局限降低了少数群众对社工的认同感

西方社会工作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其功能日趋完善、成熟。然而，社会工作来到中国之初，就表现出先天的不足：缺乏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基础，缺乏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缺乏专业性的支撑、缺乏群众的普遍认同等。种种缺陷致使社会工作在介入灾后重建时，产生了一定的功能性障碍。另外，社会工作只是社会调节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会工作也不是万能的。然而，一部分群众对社会工作功能的期待过高，一旦社工无法解决他们的困难或满足不了他们的特定需求时，他们就会对社工产生不满意的情绪，由此也降低了对社工的认同感。2011年1月，笔者在清平乡进行入户调查时，结识了参加过社工站的养殖、旅游生计项目的L女士和X女士。从笔者与她们的访谈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L女士：“8月13号，我们地震过后重新修的房子遭泥石流围了（埋了）。现在这儿（幸福家园对面）是跟人买的宅基地修的。我和我们家那个（丈夫）又没得关系，去打杂工，人家（援建单位）又不要。后来，我们就开了这个铺子（杂货铺），卖点儿小东西，拖一天是一天嘛。”当笔者问到她是否知道社工时，L女士表示：“地震之前，不晓得啥子社工。都是后来，地震过后，我们住在马尾板房，才听说有社工的。”当问到社工搞的活动有什么意义时，X女士说，“也没好大意思，（组织唱歌跳舞）可能对那些爱跳舞的有意义”。从X女士的语气中，笔者听出了她对社工的不满。于是，接着追问她参加养殖项目的收获。X女士说：“虽说学了养殖，但是，找他们贷款还要利息，也没好大意义。我总觉得，他们做的事没在刀刃上。”一讲到这里，X女士像打开了话匣子，立马跟笔者讲起去年7月，社工组织她们到彭州乐和家园参观学习的事。她说：“他们（清平社工）和廖晓义差十万八千里，我觉得彭州的社工是给老百姓办实事。我觉得他们（清平社工）帮我们找事做就好。我们这儿的男人家没活路做了，都在屋里耍起，还贷了一屁股的债。”说到这里，L女士也插话进来：“泥石流的时候，有一点危险，社工都跑了。第二天，他们就坐直升机走了。而且，泥石流过后，贷款（社工站为项目组成员提供的项目扶持金）也终止了，说是现在这里不安全，不发贷款了。”后来，X女士又讲到乡上的腐败问题，也不忘责怪社工几句：“他们（清平社工）啥子话都不敢说，不能为我们伸张正义。”

总体来说，清平乡村民对社工的评价是正向的。在访问时，大多数村民都表示“社工很伟大”，“社工志愿为村民服务，是在做好事”，而且“给大家带来了欢乐”。但是，当地仍然不乏一些对社工服务不满意的村民，他们对社工的潜在的负面评价，如果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衍生成为社会问题，最终影响社会团结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