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二节 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梦”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百余年委实短暂,然而,近百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令人心思郁结而又心潮激荡的一段,短短百余年,中国从“半殖民地”走向民族解放、从积贫积弱走向自立自强、从领土分离走向和平回归,简言之,百余年中国梦的变迁体现为三个主题:独立、富强和统一。华侨华人作为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及其后裔,他们与祖(籍)国血脉、心灵乃至利益相通,近百年,他们不仅关注着“中国梦”,也积极参与并助力着“中国梦”的实现。

一 1840~1949年:华侨华人与追求“独立”的中国梦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华文明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土里求食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中国人骨子里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的意识。而封建统治者为了治理的便利,也不鼓励国民的迁徙,罔论海外移民了。尤其在明清“海禁”之际,下海通蕃滞留更是犯国法之大忌,华侨被视为数典忘祖的“天朝弃民”、私通海外的罪人,依律应处枷号、流放或枭首之重刑。受此影响,民间一般也将华侨视为抛弃祖宗庐墓的不孝之徒,看法颇为负面。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认知逐渐改观。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些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手握实权的重臣积极鼓吹和推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开始认识到海外华侨的实力和作用,对其认知也随之转变。当时,首先是闽、粤、浙的地方官员在海外视察中发现华侨中“多富商巨贾”,对华侨实力的认知恰逢其时:一方面,办洋务急需资金投资军事工业,增强国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华侨捐资建舰队,巩固国防。除了经济价值之外,在清末急遽变幻的政治风云中,华侨的政治价值也体现出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清末政局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也异常激烈: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后派)、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改良派(帝派)以及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不仅在国内政坛对抗,同样也在海外侨社展开了较量,都想将华侨纳入自己阵营。曾被视为“弃民”“边蠹”“不肖子孙”的华侨第一次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国民意识随之觉醒,从此开始深深卷入国内政治事务,并积极投入到国内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一)1840~1911年:国民意识觉醒与第一次民族主义高潮

由于身处海外,较早接触新生事物、思想较为开通,因而,不少华侨认同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也积极参与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19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孙中山先生的历次革命活动,都得到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援助:帮助宣传革命思想、筹集革命经费、组建革命组织、参与革命活动,华侨以财力、物力、人力进行支持。正是因为华侨的大力支持,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有感于此,1916年孙中山在《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中提出了华侨乃“革命之母”的说法,这是对华侨的至高评价。华侨参与辛亥革命也被视为近代华侨史上的第一次爱国主义高潮,助力祖国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务。

(二)1911~1949年:抗日救亡与第二次爱国主义高潮

辛亥革命之后,国内政局动荡,地方兵匪横行,沿海一带百姓又大量移民海外,东南亚华侨社会得到新的人口补充,规模进一步扩大,实力进一步增强,侨社“中国化”日趋明显,以往移民较少时“滴水入海”,易于融入主流社会的现象不见了,一种强调传承中华文化、认同祖国、参与祖国事务的观念进一步强化。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华侨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之中:抵制日货、组织抗日团体、捐款捐物,尤其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华侨捐资成为国民政府抗战的主要财源之一。此外,还有大量华侨回国参战,其中,仅回国参战的广东籍华侨就有40000多人,国民党远征军中的翻译和情报人员、滇缅公路上的3000余名司机和技工等都是华侨。华侨参与抗日战争被称为华侨史上的第二次爱国主义高潮,在华侨的积极参与和帮助下,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1840~1949年: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华侨和国内人民一起赶走了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殖民者,迎来了民族独立的新中国,可以说,华侨是实现“独立”的“中国梦”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 1949~20世纪末:华侨华人与追求“富强”的中国梦

二战后,华侨分布最多的东南亚国家实现民族独立,之后,各国掀起民族主义思潮,体现在经济领域,各项排斥外侨的法案相继出台,经济“排华”风行一时,华侨经济面临困境,被迫转型。此外,1947年冷战开始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东南亚多数国家追随美国,新中国成立后不予承认,导致华侨断绝了与祖国的联系,开始做“落地生根”的考虑。在经济及政治双重压力之下,华侨走上当地化之路,华侨经济的转型及之后经济的起飞为华侨助力“富强”的“中国梦”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1949~1978年:积极回归,投身祖国建设

冷战开始后,许多东南亚国家追随美国,“反共反华”,受此影响,华侨社会中的左翼人士备感压力,“白色恐怖”的氛围也让他们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遇到阻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对他们是很大的鼓励,许多人抱着追求光明、参与祖国建设的心理而回归,为此他们付出了青春乃至一生,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海外赤子”。他们带来的不仅有理想和信念,更有知识和才华,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华侨也通过投资、捐资等方式积极支持祖国建设,企盼祖国富强。然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政策的实施,不仅阻滞了国家的发展,也给华侨带来极大伤害,“海外关系”被当作“反动关系”,华侨被视为“资产阶级”敌人、“特务”、反动分子加以打击,“富强”的“中国梦”也化为泡影。

(二)1978年至20世纪末:大力投资,助推祖(籍)国崛起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排华政策给华侨关上了一扇门,使华侨经济面临困境,开启了当地化;而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则为华侨打开了一扇窗,使华侨经济得以顺利转型,开始多元化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华人经济蓄势而发,一大批华人企业集团相继涌现,体现了华人经济的强大实力,这被视为华人经济的起飞,也是世人瞩目的“奇迹”。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早在战前殖民地时期业已出现,但其数量极少,规模也很有限。20世纪70~80年代,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规模随之迅速扩大,同时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华人企业集团,在某些国家形成了华人企业集团群,他们在华侨住在国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印度尼西亚自20世纪80年代来,华人企业集团迅速发展,1991年印度尼西亚最大的200家私人企业集团中华人企业集团有167家,其中前11家最大的企业集团均为华人企业集团。最大的华人企业集团三林集团即林绍良家族集团,1991年营业额达90亿美元,它们生产的面粉和水泥分别占国内产量的85%和44%,同时控制着国内最大的私人银行中亚银行。马来西亚现在有资本2亿美元以上的华人企业集团40家,郭鹤年的郭氏兄弟集团是其中最大的企业集团,1991年资产额约10亿美元,营业额达15亿美元,该集团生产的食糖和面粉占国内产量的80%和45%,可见华人企业集团的实力之强大,地位之重要。见郭梁《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经济研究评介》,《福建学刊》1995年第2期。华人经济的起飞为中国吸引海外华人资本创造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积极吸引外资,华人资本成为我国外资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有近1/3的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在我国有直接投资;截至2009年8月,我国共吸引外资达8700亿美元,其中,华人资本占了半壁江山。福建省海外乡亲众多,吸引的华人资本更多,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共吸收华侨华人资金473.3亿美元,占全省引进外资总额的67%。李国梁:《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道路》,《闽商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

可见,海外华人的资本成为助推改革开放的一大动力,华人帮助了“富强”的“中国梦”的实现。

三 21世纪以来:华侨华人与 追求“统一”“自信”的中国梦

目前,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分裂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依然复杂,在中国崛起又引起西方国家警惕的情况下,这些议题往往被放大,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甚至国家发展的争议性话题。而无论是老一辈华侨华人,还是甫离国门的新移民,在两岸统一及反对分裂的问题上,都是我们坚定的支持者,因此,要解决反分裂、求“统一”的问题,海外华侨华人是堪为同盟的主要外力。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期“中国梦”的主要内涵为追求“自信”,即如何在“独立”“富强”“统一”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国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信,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而这同样也是海外华人关注的议题,长远来看,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对于华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发展是个利好因素,因为就世界范围内的华侨华人来看,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在其他国家均为少数族裔,乃缺乏话语权的边缘群体,中国的崛起和复兴至少能在唤醒华侨华人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激发族群自信心及凝聚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崛起和复兴与海外华人的发展是有着利益交会点的,在促成“自信”的“中国梦”的实现中,华侨华人应能发挥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