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中国对日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回顾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对日政策

宋志勇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与国际关系紧密相关。中共从建立之初，就提出了明确的以反帝拥苏为特征的对外政策。由于中日关系密切，对日政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的对日政策又从“民间”政策发展成为“国家”政策。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对日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1年建党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三个时期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1977年改革开放前；第四个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这四个时期对日政策背景不同，各有特点，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制定科学、正确的对日政策，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东亚的和平稳定。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对日政策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党成立之初的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为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与军阀相勾结，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与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合为一体，成为中共成立之后的首要政治目标。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目前最切要的工作”是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而当前奋斗目标之首，便是“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它表明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党的任务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作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日本当然成为中共反对的对象。1922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对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占山东，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批判，指出其“意在使中国变为他独占的殖民地”。对于华盛顿会议，中共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了日美围绕中国的矛盾和争夺，以及华盛顿会议后中国从被帝国主义“互竞侵略”变为“协同侵略”的局面。

建党初期，中共的对外政策受共产国际指导，强调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保卫苏维埃，对日政策包含于整体的对帝国主义政策中，并未单独强调。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逐渐凸显。1925年5月15日，上海发生日本棉纺厂枪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顾正红事件。中共中央立即发出通告，号召声援罢工工人，“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此后，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共反对的主要对象。“五卅惨案”和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时，中国共产党更是组织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事变发生后，中共多次发表宣言，谴责日本对中国赤裸裸的武装侵略，指出其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央还要求党组织在东北组织武装抗日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在中共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中共中央又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社会积极响应。

中共建党初期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组成部分，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对外政策方面也是如此。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共从建党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大旗，在对外政策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长期受到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的残酷压迫，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信息不畅，对国际形势了解甚少。加之建党初期主要工作是组织工农运动和国内武装斗争，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余地有限，因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主要依赖共产国际，缺乏自己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对外政策上不够成熟，如认为“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提出打倒一切“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中央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判断，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理解为包围、进攻苏联的“序幕”，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同时，把反对日本侵略与反对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提出反日必反国民党。这种做法，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使中共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日政策的影响力被削弱。

1935年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确立后，中共更加扎实地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共产国际对外政策的务实转变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创造了条件。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一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把日本侵华与进攻苏联区别看待，独立自主地提出对时局的判断。瓦窑堡会议有关国际和外交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问题的认识以及他们对外政策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为解决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即中日矛盾，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正确地加以利用，实行逼蒋抗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通电、宣言，号召全民族抗战，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共不仅重视军事上对日本的抵抗，还呼吁“立刻实现积极的抗日外交”，争取国际支持。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强调实行“抗日的外交”，提出“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从反对一切国际帝国主义到联合一切力量打击日本的侵略，这表明中共的对外政策有了重大的转变，更加趋向成熟。虽然中共不是执政党，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上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中共的对外主张对国民党政府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外，中共还积极与日本共产党开展交流，成立日本人反战组织，共同反对、打击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在抗战期间，中共作为中流砥柱，坚持抗战，反对对日妥协、投降，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1945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及其他盟国都开始考虑战后处理问题。作为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贡献并成长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已经日渐独立和成熟。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专门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对于面临的对日战后处理问题，毛泽东提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宣布投降后的9月1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严惩战争罪犯》的社论，要求严惩包括天皇裕仁在内的侵略战争重要战犯，并表示：“这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正义，为了将来的持久和平。”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这些对日主张不仅代表了中共的党派观点，也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诉求，同时表明中共已经开始为向执政党转变做外交上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要建立独裁统治，共产党则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支持的，对于其参与的《开罗宣言》、《大西洋宪章》等涉及对日政策的决定都表示同意。“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但国共决裂后，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反对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资本主义阵营。在对日政策上，中共要求迅速缔结全面对日和约，反对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民主势力的镇压以及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扶持，呼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这些主张不久成为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基础。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对日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近30年的奋斗，终于取得了执政党地位，成为共和国的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共的对外政策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在继续以往的政党外交的同时，开始行使政府外交的职能，党政在对外政策上实现了一体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冷战正酣，中国共产党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美国在冷战局面形成后，改变对日占领政策，从遏制转入扶植。日本政府则追随美国，加入到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日关系成为互相敌视阵营中的敌对国家关系。

冷战的影响以及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背景，使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十分警惕。鉴于当时对华采取敌视政策的美国扶植日本，中国担心美国利用或联合日本再次侵略中国。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和美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于1950年2月14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明确规定：“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予以军事及其他援助”。毫无疑问，该条约是针对美日两国的，同时它也确定了中国对日政策的基调。

中苏同盟条约的缔结，促使美国加快了把日本变成东亚反共战略基地的步伐。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亚的冷战发展成为“热战”。于是，美国加速实施排除中国的片面对日媾和，并与日本缔结同盟。1951年9月8日，美国等国与日本签署了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旧金山和约》。同日，日美签署《日美安全条约》，两国同盟关系形成。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1952年4月28日，在美国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又与国民党当局签订“日台和约”，建立“外交关系”，这给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带来了严重困难。

尽管受冷战的影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近邻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与围堵。毛泽东向全世界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在对日关系上形成了一个总方针，就是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以民促官，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孤立美国，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是广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他们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各种团体，开展了大规模的日中友好运动。1952年5月，高良富等三名日本国会议员冲破阻力访华，与中方签订了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1954年9月，超党派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也首次来到北京。同年10月，中国红十字代表团实现访日，这是战后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引起强烈反响。中日民间交流运动蓬勃开展，推动了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在此期间，中国政府积极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国际上的热烈响应，逐渐成为国际上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中日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954年底，鸠山一郎继任日本首相，表示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中日关系出现缓和。1954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也明确表示：“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主张同日本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广泛发展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

为应对中日关系新局面，1955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这是我们党第一个全面的对日政策文件。文件分析了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及美国因素，提出了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

1．主张美国从日本撤军，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军国主义；

2．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改善中日关系，争取外交关系正常化；

3．争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4．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孤立美国，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5．间接支持和影响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

该文件还规定了新形势下的具体对日工作计划。

根据上述方针，中国积极主动地通过“政党外交”、“政府外交”和“人民外交”三种形式开展对日工作，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接见了大批来访的日本政治家、经济界人士、新闻记者乃至普通百姓。中国政府于1954年宽大处理了在华日本战犯，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在政府的促进下，两国的民间交流有了较快发展。1955～1957年三年间，日本共有293个团体、3272人来华访问；中方也派出了27个代表团、382人访问日本。两国贸易额连年突破1亿美元，中日关系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但1957年岸信介就任日本首相后，追随美国反华，玩弄“两个中国”、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对此，中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1）停止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2）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1959年9月，周恩来又明确提出“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的“政经不可分”的原则。

池田勇人内阁时期，中日关系有所恢复和发展。1962年10月26日，中日签署了《中日民间贸易备忘录》（即“LT备忘录”），把中日经济政治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随着双方贸易和交流的扩大，1964年4月19日，中日又决定分别在东京和北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事务所，并互派常驻记者，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半官半民”的新阶段。

中日关系正常化经过中日民间交流的积累，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与此同时，制约中日关系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轨道。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局势发生巨大转变。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淖，世界霸权地位下降。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进行了战略大调整。其中，“联华制苏”，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是其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中苏关系出现严重裂痕，并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边界武装冲突。苏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消失，中国开始推行新的完全独立的对外政策，主动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截止到1970年，中国已同包括西方主要大国在内的53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地位在不断地提高。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对国际格局特别是美日对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8日，两国发表《上海公报》，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从台湾撤军，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尼克松访华，宣告了美国战后奉行的对华孤立、封锁和遏制政策的破产，也扫清了中日邦交正常化道路上的根本障碍，为中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对华政策上追随美国反华亲台的佐藤荣作政府以为日美关系“密不可分”，日本是美国在东亚赖以存在的“密友”。但美中密商及尼克松决定访华都是在日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美国的这一“越顶外交”对日本形成巨大冲击，给佐藤内阁以致命打击。1972年7月6日，佐藤荣作被迫辞职，其推行的“亲美反华”政策也随之走到了尽头。田中角荣审时度势，以恢复中日邦交为竞选卖点，登上了首相宝座。

田中上台后，把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作为政府的首要外交目标。中日复交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目标，日本也终于实现了朝野一致，接下来的就是复交的条件了。关于复交条件，中日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政党外交进行了反复的磋商。中方在与公明党的交流中确定了“复交三原则”:（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2）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台湾归属未定论”;（3）“日台和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反复向来华的日本党派、团体领导人解释中国在复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逐渐为日方接受。

1972年9月25日，应中国政府邀请，以田中角荣为首的日本政府访华代表团抵达北京。这是战后日本政府首脑第一次访华。访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田中首相及双方外长等举行了多轮会谈，就事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台湾、历史、安全、领土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谈判，本着周总理提出的“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双方最终就上述问题达成了共识。

台湾问题是中日谈判的重大问题，中日双方经过反复交涉，达成了以下共识：“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关于废除“日台和约”问题，由日方另外宣布。关于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经过交涉，确定做如下表述：“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关于战争赔偿，中方重申了放弃赔偿要求的立场。对此，田中首相表示感谢，并表示“将永远铭记中方这一超越恩仇的态度”。

9月29日，中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结束不正常状态，建立外交关系。《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后，大平外相随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签署的第一个政治文件，它宣告中日战争状态结束，两国进入到和平友好的时代。它对中日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的规定，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准则，中日关系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对日政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高瞻远瞩，指导党和国家及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并非不可避免和迫在眉睫。这为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对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调整提供了条件。其次，提出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改善和发展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调整联合一切力量制衡苏联的“一条线”战略，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

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推动了中日关系向纵深发展。1978年，中日就长期悬而未决的和平友好条约达成妥协，灵活解决了困扰条约达成的“反霸”问题。8月12日，中日在北京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历时四年的条约谈判宣告结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与《中日联合声明》一起，成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实行改革开放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但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资金不足和技术落后严重制约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此，党中央解放思想，制定了在经济建设中积极利用外资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设备的方针。而这其中，1978年10月邓小平的访日，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这一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伙伴和支持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10月22～29日，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二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访日期间，邓小平怀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参观了新日铁、日产汽车和松下电器等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日本大企业，乘坐了新干线列车。他感慨地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正是这次访日，坚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中国向日本学习、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决心。

邓小平访日之后，中国出现了“日本热”，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大量的日本专家、学者被请到中国讲课，中日政府官员各种会议相继举行，官民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到前所未有的密切时期。此外，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原则，中国共产党先后同日本社会党、共产党恢复了交往关系，促进了多元化的对日外交。

1978年12月大平正芳内阁成立后，积极推行亚太外交。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时也为开拓广大的中国市场，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日元低息贷款（ODA），成就了中日政治和经济合作的这一标志性成果。日元贷款具有开始时间早、规模大、条件优惠等显著特点。仅到2004年底，日本就已累计向中国提供贷款达31331亿日元，中国成为日本ODA援助的最大受援国。日元贷款主要用于中国“六五”至“九五”计划中的128个重点和骨干基础项目的建设，在中国经济实现“翻两番”的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成为复交以来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标志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以政府间经济合作为核心，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两国领导人保持互访，民间交流进一步扩大，贸易额迅速增长。1979年中日双方人员来往为65696人，到1989年达到495031人，增长了近7倍。日本的家电产品、电影、电视剧风靡中国；大批中国留学生东渡日本，掀起了近代以来中国第二次留学日本的高潮。在贸易方面，1978年两国签订了《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后，双边经贸往来也顺利发展。两国贸易额从1980年的89.1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166亿美元，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总体上是健康发展的，但也并不是没有问题，也曾发生过多次摩擦，尤其是在历史问题上。如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故意模糊侵略战争性质，把“侵略”改成“进入”; 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现职首相的公职身份正式参拜象征对外侵略战争历史的靖国神社。对于日本的上述作法，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不满和抗议。与此同时，中方也通过政党外交和政府外交等形式，做日本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就曾语重心长地向日本政要谈到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他强调，“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由于当时的中日两国政府采取了顾全大局、协商解决的方针，上述问题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处理，没有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有效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又是世界发达国家之一，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因此和日本建立一种相互合作、平等互利的信赖关系，是中国政府的对日基本方针。为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对日关系上主要是在政治上争取同日本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建立互利合作关系。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的这一政策目标基本实现。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也采取了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方针，使中日关系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间也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摸索。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的潜在目标逐渐转向中国，中日两国政治和安全矛盾开始显现。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国际影响日益增强，中日“两强”局面逐渐形成。与此同时，日本“1955年体制”崩溃后，政局动荡，革新阵营衰退，政治呈现“总体保守化”的趋势，并体现于对外政策上。这些都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一时期，日本开始逐步调整对华政策，一方面源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和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感到恐惧和警惕，意欲加强对中国的牵制和防范。中日关系进入了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除了国家和政府层面，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活跃，并不时发生碰撞，加之两国传媒的一些误导，两国国民的相互感情出现恶化倾向，两国的不信任感增强，相互猜疑加深。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及21世纪初，中日关系出现了“政冷经热”现象，即在中日政治关系不断出现波折的同时，两国经贸关系却迅速发展。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日经贸规模不断扩大。1993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90亿美元，日本首度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后一直到2002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互相渗透，紧密联系，一体化趋势日趋明显。两国经济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密切状况。

除贸易关系外，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十年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停滞；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走出低谷，开始复苏，这其中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日本政府明确表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中日经济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中日发表了联合宣言，明确提出了两国要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确定了未来中日关系的前进方向与基本框架。《中日联合宣言》标志着中日关系取得了新的进展。

就在中日两国正在探索新世纪两国新型关系的2001年，小泉纯一郎当选为日本首相。他不顾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连年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的感情，严重影响了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小泉执政期间，中日政治关系走到了恢复邦交30多年来的谷底。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不仅影响了两国的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关系，也影响了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在此背景下，为打开日中关系僵局，2006年9月26日，新当选的安倍晋三首相访问中国，恢复了中断了数年的中日首脑互访，被称作“破冰之旅”。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暖春”回访，这是时隔七年之后中国政府总理再度访问日本，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确认了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与福田首相签署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正式将新的中日关系定位为“战略互惠关系”，进一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随着中日政治关系的好转，两国经贸关系、人员往来等都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2010年，中日贸易额已经超过2977亿美元，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日密切的经济关系成为双方关系稳定的基础，每年双边人员往来也达到四五百万人次。中断多年的两国军事交流也得到恢复，东海问题也达成了原则共识，中日关系稳定发展。

但好景不长，2010年下半年东亚国际形势再生异变。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击败长期盘踞政权的自民党上台执政，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政权交替。民主党鸠山内阁时期，对内注重民生，对外试图改变自民党一贯执行的对美依赖路线，建立与美对等关系，重视亚洲外交，呼吁加快东亚共同体建设；对华关系上也积极主动，“中日两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都对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充满期待”。但2010年9月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菅直人政府不惜牺牲中日关系大局，一反传统的处理方式，单方面粗暴处理事件，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中日关系再陷低谷。与此同时，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宣布“重返亚洲”，以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度介入东亚事务，加剧了东亚的不安定因素，使东亚呈现中日美三边关系错综复杂的局面。

面对突变的中日关系，中国政府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对日方针，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妥善应对，努力使中日关系回归常态。胡锦涛主席2010年11月13日会晤日本首相菅直人时强调：“中日两国走和平、友好、合作之路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双方应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牢牢把握中日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努力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毫无疑问，这是今后中日关系回归正常并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0年撞船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和损害，表明中日关系存在着脆弱的一面，特别是缺乏政治上的互信。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明显采取“合作”与“防范”并举的战略，通过加强日美同盟，形成遏制中国的态势。与此同时，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等老问题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些不稳定因素不时地影响两国关系。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但摩擦也相应加剧，“中国威胁论”弥漫不散，两国国民的相互印象仍然不见根本改善，反而更加恶化。特别是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后，无论在历史问题上还是在安全领域，均采取了一系列损害中日关系的做法，使本来就已冷却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两国面临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外交理论与实践，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外交理念，为对日政策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对日外交既是大国外交，更是周边外交。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奠定了我国周边外交方针的基调。习近平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习近平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习近平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对日外交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周边外交方针指引下，为改善处于极端困难中的中日关系，我国领导人做出了巨大努力。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多次与安倍首相会谈，介绍中国政府对日政策，敦安倍顾全中日关系大局，为改善两国关系拿出实际举措。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尽管中日关系历经风雨，但中方这一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他强调“我们愿同日方一道，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在两国政府的努力下，中日关系正出现改善的迹象，相信经过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发展共同利益，增强政治互信，妥善解决矛盾，增加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中日关系终究会走出困境，重返友好合作之轨道。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对日政策上经历了执政前和执政后两大时期。在执政前即1921年建党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共对日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坚决反对、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未处执政地位，其对日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党政策方面，除特殊时期外（如西安事变时期），中共对政府的对日政策影响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对日政策既体现在政党外交方面，又体现在政府外交方面，通过民间外交开花，官方外交结果，以民间促官方，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实行改革开放后，又积极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经济支持，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冷战结束后，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中国共产党又适应时代变化，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的定位和发展，使中日关系不断深化，形成了战略互惠关系。虽然前进道路上还会有曲折、困难，但从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和平发展的大局来看，和平、合作是中日的必经之路，是唯一的正确选择。相信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会克服困难，实现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