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利用海洋所蕴藏的巨大潜在资源，是解决当前资源问题的主要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未来更大发展的战略新空间。然而，伴随我国海洋事业的迅速发展，过度、盲目、无序的海洋开发，以及对海洋资源的掠夺式占有，造成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海洋环境污染、物种锐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为此，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面临的海洋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等问题指明了方向。鉴于此，“第八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将会议主题定为“海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在积极探索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上海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中心承办。

论坛议题坚持探索海洋社会学领域的学科基本问题，同时充分结合中国海洋强国和海洋社会发展要求，关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及海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文艺出版社、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三亚学院、宁波工程学院、广州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交流，从多角度探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与海洋强国战略、海洋社会变迁、海洋社会建设、海洋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关系。同时，论坛还吸引了韩国海洋社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为我国海洋社会学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八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共收到学术论文25篇，本卷《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从中遴选，共收录14篇，分为“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海洋生态与海洋环境”“海洋民俗与海洋文化”“专题：‘海遗’传承与发展”五个单元。

在“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单元，学者们围绕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发展与本土化特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文化等海洋社会学学科的核心概念展开论述，指出如何理解海洋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海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强调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中形成整体、协调的观念。

中国海洋大学的刘敏博士从海洋社会事实的角度，对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建立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她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对海洋社会事实的知识需求，催生了中国海洋社会学。中国海洋社会学关注的是沿海地区的海洋实践，探讨的是海洋社会的文化特性及族群互动。作为建构中的本土社会学分支学科，中国海洋社会学的特色及学科建设之道不在于介绍和借鉴西方相关学科的理论，而在于对海洋社会事实进行经验研究和理论阐释，达到对海洋与社会关系的整体理解。中国海洋大学的张一副教授与申娴娴同学从创新社会治理的视角探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机制和理念建构。他们的文章指出，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治理的发展阶段，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演进同创新社会治理基本内涵相结合是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逻辑。基于创新社会治理视域下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中形成整体、协调的观念，采取更加尊重海洋的理性思维，将海洋民生作为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建设过程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人海和谐共生。上海海洋大学的宁波副教授与刘彩婷同学以历史为经，以东西方文明发展为纬，编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海洋文化的重要坐标。他们认为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超越自我的实践，促进了人类早期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全球化发展，而西方大航海时代则加速了全球化进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新局面。过去，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海洋文化或内在或外显地提供了举足轻重的动力和源泉；未来，海洋还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空间，使人类文明真正进入蔚蓝色的海洋时代。

在“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单元，学者们选取青岛近郊的崂山渔村，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和地方资料，以小见大，从个案窥全貌，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渔村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发生的变化，试图为其找到一条既能融入城市化发展浪潮又能保持渔村传统文化与良好运作机制的发展路径，从而真正实现陆海统筹发展。

中国海洋大学马树华副教授以崂山为例，查阅大量历史资料，旁征博引，通过梳理胶东渔村的变化历程——1368～1898年半渔半农的崂山渔村， 1898～1949年渐趋衰退的渔业生产，以及1950年以后出现新变革的渔村，论证了胶东渔村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状况、当地生产制度、渔业资源变化及世界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紧密。尤其在胶东半岛城市群渐已成形，沿海渔村被卷入更深层次的城市化进程中的今天，渔村所面临的复杂路径选择，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的愿景问题，也是一个城乡关系实现陆海联动的问题。中国海洋大学的史子峰同学也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青岛市的近郊渔村——黄山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为例，探讨了港口城市与渔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黄山村的经济发展与青岛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受青岛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近郊渔村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与海洋运输结合的旧型渔农互补模式转变为现代的海蜇产业与茶叶种植相结合的新型渔农互补模式，其社会变迁是一个传统村落机制与城市化之间相互渗透、融合、互补的过程。如何融入城市化进程，又如何坚守村落传统，是现代近郊渔村面临的共同课题。

“海洋生态与海洋环境”是本届论坛的核心主题，因此本卷也将其列为独立单元。所收录论文引用中外海洋生态环境的案例，既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分析，就如何感知海洋环境风险、如何提高社区居民的风险规避能力等进行了探讨。

中国海洋大学王书明教授和王涵琳同学以美国历史上危害程度最严重的卡特里娜飓风为例，分析面对海洋灾害、环境污染时社会抗争的城乡差异。他们认为乡村社区灾害风险暴露水平明显高于城市社区，但乡村社区居民的风险规避能力又明显低于城市社区居民；同时中国的环境抗争事实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因此，加强乡村社会的抗灾能力建设是个世界性的挑战，同时，环境公正制度和能力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尤其是近代之后在技术的推动下，环境风险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严重威胁，其中海洋环境风险的独特性要求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具有更敏感的感知度。对此，中国海洋大学赵宗金副教授和郭仕炀同学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在青岛市抽取5000份样本，调查分析沿海区域公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分析得出，海洋环境风险在公众的感知中整体上呈现关注度高、表现突出、危害性较大、难以控制而又难以预测的风险事件特征；从不同区域居民的个体特征及社会背景来看，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要素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都不会产生显著性差异，但性别要素则对城市和农村公众的海洋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而导致海洋风险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战争是其中之一。中国海洋大学董学荣同学、王书明教授与赵宗金副教授从资源及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重新解读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文章分析认为资源匮乏是日本发动战争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战争中对被侵略国家进行资源掠夺是最直接的后果，掠夺式的开发和占有，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极大破坏。

“海洋民俗与海洋文化”单元虽然仅选取了两篇文章，但分别从现代与历史的角度对海洋民俗或进行实证研究，或进行历史概述，对海洋民俗文化的两类典型事象——渔村禁忌和海神信仰进行了研究，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中国海洋大学宋宁而副教授和杨玥同学以田横镇周戈庄村为例，选取海洋民俗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禁忌，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清晰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渔村禁忌的变迁。该论文解释了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大部分渔村禁忌之所以仍能够得以存续，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禁忌满足了特定层面的社会需求，比如产业化快速发展对节庆、海洋文化的客观需求，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带来海鲜文化的普及；同时，渔村禁忌还承担着渔村社会的集体记忆，对于群体的自我认同有重要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除了渔村禁忌，海神信仰也是海洋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会科学院毕旭玲副研究员通过整理地方志、笔记小说、口头叙事及实物材料发现，上海地区在唐五代以前就形成了以柘湖女神信仰、霍光信仰、袁崧信仰和海龙王信仰为主的海神信仰文化。唐五代以前的上海海神信仰具有地方特色鲜明、人鬼型海神多、民众偏好将领型鬼神等特点。

最后的“专题”单元，将本集刊2017年卷的专题进一步深入，从对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海遗”）基本概念、分类、内涵、外延及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研究（详见《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7年卷，第175～249页）跨入深入探讨当前新时代下“海遗”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在2017年卷的专题中，中国海洋大学的崔凤教授及其团队尝试将“海遗”分为民俗类、民间文学类、传统艺术类及传统技艺类，本期专题涉及其中三大类，调研团队经过又一年的扎实调查，基于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和团队的讨论碰撞凝练成文，探讨了不同类型“海遗”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路径。同时邀请鲁东大学的长岛渔号调研团队加入，共同完成本专题。

渔民号子属于传统艺术类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主要的内容，因此本专题选取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长岛渔号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在新时期，针对长岛渔号所面临的传承载体消失、传承人缺少、海洋实践发生变化等困境，鲁东大学的刘良忠教授运用PEST方法，对其原因进行了全面剖析，探讨了新时期长岛渔号保护、传承的价值、意义，赋予了其在新时代的精神内涵。同时，他提出了渔号保护、传承与发展的三种模式与五种路径，即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体验休闲旅游区模式、“互联网+”模式；协调路径、联动路径、市场路径、参与路径、创新路径。特别是提出了“游客变渔民”“互联网+渔号”等创新性思路，并设计、开发了面向旅游者、吸引年轻群体的H5微海报、微信小程序等。中国海洋大学的王宇萌同学从海洋实践的角度，对长岛渔号的现代变迁进行了阐释。随着渔业生产力和生产机械化的不断提高，海洋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由大风船到机帆船的转变，长岛渔号在表现形式、传承方式、地域空间等方面也发生了转变。新时期长岛渔号的发展，应不断创新艺术表现形式，挖掘新内涵，为渔号赋予新的生命；准确把握长岛渔号从“船承”到视觉化的转变，利用音乐视觉化来发展渔号，以视觉化效应带动大众对听觉化渔号的关注和参与，不断拓展渔号的听众群体以扩大其民间影响力，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挖掘其实用功能以完成对其生产功能的部分转变；充分利用长岛渔号从“田间地头”到舞台的转变，科学合理推进渔号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还需协调好政府、民间和市场之间关系。海洋实践的变化，不仅对长岛渔号等艺术类“海遗”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深刻影响了其他形式“海遗”的传承与发展。中国海洋大学王新艳博士以田横祭海节为例，梳理了田横祭海节自产生至今在形式、名称上的变化，其变化的本质是田横祭海节从“信仰”到“资源”的转变。正确认识传统祭海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资源”属性，有利于结合海洋民俗的特性寻找传统海洋文化传承的出口，也可避免传承过程中断章取义地过度强调“原生态”的倾向，以免破坏传承保护的整体性。中国海洋大学徐霄健同学调查发现长岛木帆船制造技艺经历了从“技艺”到“记忆”的功能转变，在现代社会中，其发展面临着不适应现代产业以及现代人的消费需求的发展困境，而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资源，长岛木帆船制造技艺如何在原有的价值基础上创造出现代产业的经济价值，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最终，基于文化消费理论，他提出木帆船制造技艺未来传承与保护最主要的两个层面：“船承”与“智造”。这两个层面能够激发木帆船制造技艺的象征性功能，使其能够最大限度体现出时代价值，这两个层面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整体而言，本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及本期《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8年卷总第6期）呈现以下特征和发展趋势。

第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举，学科意识及系统性增强。根据录用稿件内容，本期专设“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单元。在本单元中，学者明确将海洋社会学界定为本土化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并对其本土化特征进行了论述，连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文化的论述，共同提高了学科的理论深度，也展现出海洋社会学强烈的学科意识。此外，专题单元紧紧承接本集刊第5期专题的内容，有继承但更多是突破和发展。扎实推进，将“海遗”研究有步骤、有规划、有层次地深入、系统展开。

第二，本土化特征明显，国际化趋势加强。中国海洋社会学的诞生与发展都是基于解决中国海洋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比如伴随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而产生的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渔民群体与渔村社会变迁、海洋文化发展等问题，而非起源于对西方学科理论和理念的介绍与论证，因此相较于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而言，本土化特征更加明显。同时，随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目光逐渐从中国扩展到世界其他海洋国家，本期集刊有部分论文开始关注日本、美国的海洋生态环境等问题；除此之外，研究成果也吸引了国际学者的关注，在海洋社会学论坛上就有韩国海洋社会学的学者前来交流学习，崔凤教授也应邀参加了韩国海洋社会学年会并做主题发言，将中国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同行。在本集刊付梓之际，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社会学研究团队还将筹建“东亚海洋社会学会”和“国际海洋社会学会”。经过踏实积累，中国海洋社会学正带着特色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开始“走出去”。

第三，学科视角更加多元化，时代感逐渐增强。在本期集刊中，对海洋社会问题的关注不局限于以往对海洋社会群体、海洋社会组织、海洋文化的集中研究，海洋生态文明、海洋社会历史等成为新的关注点。健康的海洋是确保海洋事业科学发展的基础，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应有之义。2016年和2017年世界海洋日的主题分别是“关注海洋健康、守护蔚蓝星球”和“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可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营造人海和谐的社会氛围是这个时代的人类共识。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发展也应时代发展要求，关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关注传统海洋文化建设，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学科智慧。

因此，在《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8年卷总第6期）出版之际，我们更加有信心、有力量迎接新时代下中国海洋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当然也会面临更多尚未解决的和未知的难题与挑战。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也已成功举办8届，与本集刊共同构建出中国海洋社会学的平台，相信将会有更多有为的学者参与到平台建设与发展中来。我们自豪于今天取得的成绩，也清楚地知道所面临的问题。学无止境，研无国界，我们期待《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能凝聚更多国内外学者的力量，共同推动人类海洋社会的良性发展。

崔凤

201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