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可是……我得承认，我仍然无法我将自己的害羞等同于蝾螈幼体的害羞，或者是等同于落基山脉麋鹿的害羞——当你拿个棍子追赶它们时，它们就跑开了。许多科学家认为，动物比人类更适合作为品性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允许我们运用这些实验方法，这在现在的人类身上是从不奏效的；动物还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确认种种性格特征，而不用担心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渗透其中。但是，受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性格特征不是更真实吗？本性，特别是人类的本性，具有杂乱的多样性；人类行为不仅限于恐惧和本能。我们的害羞是独特的，因为只有我们人类被赋予了自我意识，也负荷着自我意识。我们是能够创造意义的动物，我们被迫去反思我们的生命，去讲述关于我们生命的故事。我们的害羞是与我们思考、谈论它的方式，与我们赋予它的内涵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害羞似乎是不可理喻的，对于不害羞的人中那些比较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害羞让他们觉得困惑。关注自己的害羞会让害羞的情形更糟，就像意识到自己脸红了会让脸红得更厉害一样。害羞是与别人建立联系的一种渴望，却又以人类擅长的、循环的自我应验想法挫败了这种渴望。我们人类是唯一一种可以进行这种自行的“元思考”的动物，感觉以其自身为材料，又滋养了其自身。

17世纪的作家、医生和博学者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爵士，常常反思害羞的这种非理性特征。他深受害羞之苦，不同的是，他将其称之为“腼腆”或者“纯朴的羞耻感”。就算他的科学逻辑和自我解剖本领再强大，似乎也无法消除害羞。他的朋友，诺维奇（Norwich）附近的海安姆（Heigham）教区的牧师约翰·怀特福（John Whitefoot）写道，布朗的谦逊表现在无明显原因的“自然的、习惯性的脸红”上。根据怀特福的说法，那些首先通过“他的作品的活泼”了解布朗的人，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外表与谈话的庄严、冷静，与善辩毫不搭界”。尽管布朗与他的妻子有11个孩子，但他认为性行为是荒谬的、有失身份的，希望“有什么方法可以延续世界，而不是性交这种琐碎的、粗俗的办法”。

图1-3 托马斯·布朗爵士的画像。他这样看自己：“我天生腼腆；与人交谈、年岁增长或者旅行，都未能给予我信心，或让我胆大起来。”

但是，布朗的害羞是没有规律的，正如害羞本身所常常表现得那样。他终生认为自己是忧郁的、隐逸的，但是他又精心地寻求伙伴，以缓和这些倾向；而且他的安静、亲切、富于同情心、乐于倾听，似乎让他作为朋友和医生而备受人们喜爱。有一幅布朗的画像，是他于1671年被授予骑士爵位时画的，一位当时的观察者说，画像表现了布朗“最和蔼可亲的一面，严肃却不呆板，沉思却不乖僻；而且他的面容上布满了最迷人的、谦逊的红晕”。这种谦逊与端庄——布朗害羞的迷人一面，也充斥于他的作品中，甚至于《粗俗的错误》（1646）中。这部作品是关于“粗俗的错误”的详尽的百科全书，是关于布朗那个时代为人轻信的流行信仰的，他以温和的理由和冷幽默戳破了它们。

在布朗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一位医生的宗教信仰》（1643）中，他宣告自己拥有复杂的基督教信仰，意在反驳当时关于医生都是无神论者的普遍指责；布朗坦承自己心中潜藏着异端情感——害羞，像僵尸般地存在着。“我天生腼腆；与人交谈、年岁增长或者旅行，都未能给予我信心，或让我胆大起来，”他写道，“不过，我还有一些谦逊，我很少在别人身上发现这种品质……我害怕羞耻甚于害怕死亡。”死亡会严重地打击我们，我们所爱的人会突然“承受我们离去而带来的恐惧和惊吓……这种狂想以狂风暴雨之势，让我心甘情愿地被吞没到水的深渊；我在其中腐朽，无人看见，无人同情，无人惊奇。”

布朗认为自己活得像僵尸一般，这让他羞愧，也反复出现在他的写作中。“把我们从坟墓中移出来，”他在《瓮葬》（1658）中写道，“拿我们的头盖骨做喝水碗，拿我们的骨头做烟斗，以取悦于我们的敌人，这是悲惨而令人厌恶的，仿佛从火葬中逃了出来一样。”正如布朗所知道的，当我们的意识——或者如他所相信的，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身体时，并没有合理的理由再去关心身体会发生什么。没有什么危险会降临到一个死去的身体上，也没有什么社会屈辱比屈辱本身更糟。可是，自我意识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弹性的品质：我们很不合逻辑地认为，当我们转变为非存在时，它仍然存在着。也许正如现代生物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害羞的一些要素具有进化上的意义。但是，它的大多数的人类属性确实常常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