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古典文学传播刍议

赫广霖

中国古典文学以诗歌、散文、赋、词、曲以及小说、戏曲等文体为代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一代有一代文学之盛”,共同构成了古典文学灿烂辉煌的繁荣局面,展示了古代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彰显出独特迷人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卓越非凡的历史地位。古典文学发展曾先后经历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两大阶段。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发明,为书面文学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成为古典文学繁荣的物质技术基础。书籍也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媒介。文学艺术是依赖传播而永葆艺术价值的,离开了传播,文学发展的命脉便不复存在。作为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核心要素的古典文学,历数千年沧桑而未被历史潮流所湮没,传播媒介无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当历史发展到世纪初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古典文学发展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新文学强势崛起,古典文学的影响日渐式微。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广播、电影、电视陆续进入人们的生活,无不对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文学传播不再局限于书籍、报纸、杂志等书面媒介,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等光电媒介为文学传播开辟了新径。世纪末,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一场汹涌澎湃的计算机网络化、信息化浪潮,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电子传播、数字通信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网络时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改变了人类生活。多媒体技术与互联网的出现,为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日益广泛的可能。

在这个媒介大融合的网络时代,古典文学的传播无疑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固守精英文化地位,在时代大潮中与大众生活渐行渐远,还是改弦更张,积极融入百姓世俗生活,从而谋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古典文学如何抓住契机,让现代传媒为我所用?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现代传媒会对古典文学造成怎样的解构与误读?作为文学传承的责任个体与管理部门,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与策略,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古典文学传播?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当前亟待解决的古典文学传承问题,将裨益良多。

一 古典文学的衰落解码

从先秦时代的《诗经》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在这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光阴中,先秦诗歌与散文、汉代大小赋、魏晋南北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先后登上文学舞台,虽风格各异,却异彩纷呈,将古典文学推向一个又一个黄金时代。每一种文学样式的兴盛,都是特定历史文化土壤滋养的产物;而整个古典文学的繁荣,却不能不归因于古人一脉相承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濡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对立言传世极为看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所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所谓立德,就是树立高尚的品德;所谓立功,就是建功立业;所谓立言,就是提出真知灼见或形之著述。“三不朽”的说法得到了后世的普遍认可,成为儒家推崇的人生理想,也使得后代知识分子遂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然而,对于一般知识分子而言,立德需要很高的精神境界,立功则需要合适的历史契机,两者均较难企及;而立言却不然,知识分子由立言而致不朽,并无难以逾越的鸿沟。

立言传世,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替代选择或终极目标,同时,也促进了古典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可以说,这是古典文学赖以繁荣的重要因素。然而,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在带来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也猛烈冲击着儒家伦理观念和传统思想文化。对孔教的批判,使得立言传世的儒家人生理想在现实面前变得支离破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则宣告了以文言文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古典文学遭遇空前危机。自此,古典文学的命运便江河日下,一发而不可收。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被社会生活的诸种因素所制约和决定。文学的变革与兴衰,更是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从唯物哲学观出发,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既受上层建筑中政治、道德、哲学以及宗教等因素影响,也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古典文学兴也有道,衰亦有因,除上述政治、思想等因素外,其衰颓可在经济背景中寻绎根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轨道,商品化、市场化大潮扑面而来,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功利化成为社会心理的普遍倾向,商品化则成为社会交流的典型状态。在此种情势下,古典文学无以逃避,必然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一方面,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至上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对文学的需求,不重于其审美价值的呈现,而重在对肉体感官的刺激和生理快乐的追逐。能够静下心来,捧读一份文学经典,细究慢品其内在精神营养和艺术美感者,业已成为稀缺的风景线。另一方面,传播媒介的商业化,也迫使文学的传播染上浓郁的商业化色彩。现代传媒占据当前话语核心地位后,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文化权力中心,任何信息的传播与否,都与该信息是否“实用”、能否创造经济效益密切关联。有实用价值者,即成为现代传媒的宠儿,反之,则备受冷落或遭抛弃。面对如此局面,古典文学显然境遇尴尬,无法与兼具功利性与市场价值的快餐文学相抗衡。快餐文学依赖选题的批量化生产,并依附于声像和图画来迁就“读图”时代的文字阅读,铺天盖地地占据了文化市场。早已不再是作家披肝沥胆的心血结晶,而是书商们充满商业味的程式化运作。在快餐文学的强力冲击下,古典文学在当代人的阅读视野中越来越边缘化,逐渐成为一种美丽而神秘的陌生事物。

世纪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在分析影响文学发展的因素时指出:“我们在考察那些作为内部主源、外部压力和后天动量的‘种族’‘环境’和‘时代’时,我们不仅彻底研究了实际原因的全部,也彻底研究了可能的动因的全部。”在此,丹纳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这三个要素。应该说,丹纳的“三要素”说,基本覆盖了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因素,初步揭示了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过,我们也应明确,外部因素并非影响文学发展的全部,古典文学自身的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的发展,并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成为阻碍其自身传播的制约因素。

从文学的社会作用方面来看,自先秦以来,古典文学就肩负起“载道”的功能。早在先秦时代,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后来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文以贯道”之说,其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称:“文者,贯道之器也。”至宋代,周敦颐正式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艺术命题,其《通书·文辞》云:“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从先秦的文以明道,到唐代的文以贯道,再到宋代的文以载道,可谓是一脉相承。虽然其间“道”的内涵与外延会因时因人而有所变化,但大都不脱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如周敦颐就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载道的社会功能,使得古典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这也成为其广泛传播的前提。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于消费主义当道的大环境中,古典文学的这种历史功能显得格格不入。对于一般读者而言,那种具有浓重政治说教意味的古典文学作品,早已变得“面目可憎”,令人生厌。由此,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承载物的古典文学,无可奈何地遭受到人们的冷落与疏离。对此,著名作家郑振铎曾说过一段颇具意味的话:“为帝王歌唱着的‘宫廷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贵族的生活点缀之‘行吟诗人’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文学的进展是趋向于大众化的。”

从文学的表达工具来看,古典文学多由文人雅士采用雅言创作而成。所谓雅言,即雅正之言,《辞海·雅言》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也称文言,刘师培《文章源始》说:“言之文者,纯乎雅言者也。”就一般意义而言,雅言就是指高雅的文辞。在古代社会中,人们接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贵族阶层拥有充分的受教育机会,而平民阶层却较少获得。在科举制的激励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掌握了雅言,也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他们以高雅的文言创作诗词文赋,遂使文学作品着重表现贵族阶级、文人雅士的生活面貌、审美意趣,成为脱离世俗大众的雅文学。流行在文人士大夫中间的雅文学,语言既典丽古雅又艰深晦涩,日益与口头语言相脱离,成为越来越难以解读的“迷言”。在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里,面对这样晦涩难懂的作品,恐怕很少有人愿意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啃读。更何况,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中,人们也没有充裕的时间沉静下来,细细品味古典文学丰富深奥的语言内涵与深厚邈远的作品意境。事实上,现代人读书重在读而非“品”,获取信息是现代人读书的主要目的。古典文学所能提供的信息量本已有限,而套在古典文学之上的语言枷锁,更是无法满足现代人自由化、轻松化获取信息的基本需求。此外,随着电子媒介、网络的发展,现代多媒体技术带来的异彩纷呈的视听感受,较之枯燥乏味的语言文字更具趣味和诱惑。古典文学作品的语言魅力不再,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中心话语权。

二 网络时代古典文学传播的契机

世纪年代,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计算机网络化趋势显著。到了世纪初期,互联网发展突飞猛进,迄今已形成覆盖全球的国际互联网体系。世纪之交的网络化风潮,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历史巨变,由工业化时代迈向信息化时代。据国外媒体报道,年全球网民人数将达到亿。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报告,截至年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亿,手机网民规模为亿,网民人数居世界第一。由此可见,网络已经成为现代人办公、家居及休闲娱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网络不但为人们提供各种工作方面的帮助,也为人们的生活娱乐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据资源。

网络时代的传播媒介,本质上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娱乐至上、消费优先的时代背景下,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古典文学被逼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处境极为艰危。然而,以互联网、电子媒介、多媒体为主体的现代传媒,也为古典文学的传播创造了可能的途径。当古典文学的文字符号转变成集声音、图像、音乐等要素于一体的形式进行传播时,能极大地刺激受众的感官系统,使得古典文学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进入现代人的欣赏视野。而一旦现代传媒能为古典文学所用,就成为后者至关重要的传播载体,从而为古典文学的复苏提供了某种历史契机。

传统上,古典文学的传播主要依靠纸质印刷,而在网络时代环境下,这种载体日益凸显出苍白、呆板与单调的气息,无法满足现代读者的阅读期待。伴随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电子媒介、数字媒体、多媒体以及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纷纷出现。一方面,这些新颖的传播方式,在传递信息的容量、速度以及广度上都远远超越传统手段,能够充分地拓展古典文学的存在空间。借助这些现代传播媒介,古典文学的传播可以实现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从而实现传播范围的更大化。另一方面,这些新兴的传播媒介,大多摒弃了传统印刷媒介呆板、抽象与单调的文字传达方式,而是将声、光、音、色糅合起来,以具体可感的形象诉诸人的视听感官,极大地降低对文学接受者的要求,使得文学经典轻松跨越阅读障碍,形象而直观地呈现在读者大众面前,从而帮助人们找到文学欣赏的捷径。

电子光盘是较早进入图书领域的现代传播媒介。早在年第届法兰克福世界书展上,电子图书就开始成为热门产品,文学作品悄然走入“只读光盘”。一张小小的光盘,容量达兆,相当于亿个汉字。年,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全唐诗》电子版光盘,这是国内利用光盘媒介进行古典文学传播尝试的一件盛举。众所周知,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唐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古典诗歌创作的巅峰,在世界诗坛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刊刻的《全唐诗》,收录了唐代流传后世的诗歌卷、近万首作品,这对于研究我国唐代历史、文学等具有极高的参考和使用价值。然而,由于卷帙浩繁,《全唐诗》历来在检索和使用上存在相当的难度。当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充分利用电子媒介和电脑的优势,这一难题便可迎刃而解。以清代扬州诗局本《全唐诗》为底本,利用结构性数据库语言进行规划整理,《全唐诗》电子版光盘具有数项重要功能,用户既可以通过卷数,按诗人人名、诗篇篇名、诗歌体裁进行检索,也可以提供全文检索方式,将检索者要找的诗句、关键词等迅速查找到,甚至还可以通过模糊检索的方法,将前后相关的诗句、字词用法全部搜索出来,有着人工翻检书本所无法比拟的功能。《全唐诗》电子光盘的研发成功,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青睐,成为古典文学爱好者学习、研究和鉴赏唐诗的便利工具。

如果说电子光盘还只是在容量、检索等方面较之纸质媒介有了巨大进步,那么,融合了语音、图像、音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多媒体技术,则更具生动性、形象性和丰富性,也更逼近模拟生活的真实性。这种新型媒介在信息传播上的优越性无疑更为显著。如多媒体公司生产的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如果读者想让计算机显示该剧的一个角色,就可以通过键盘上输入该角色的名字,接下来,读者就可以欣赏到配有美妙音乐的该角色的台词。在国内,这一技术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如武汉世纪巨石科技有限公司出版的一套《全唐诗》光盘(年月),分为“唐诗源流”“名篇鉴赏”“诗词基础”以及“全唐诗检索”四大部分。除了具有强大的检索功能外,这套《全唐诗》光盘还详细介绍了诗词的基础知识和唐代诗歌的总体面貌,同时挑选了近百首经典名篇,配以精美的古典韵味画面、悠扬的古典音乐伴奏和抑扬顿挫的吟诵,可以让读者充分领略唐诗的神韵。此外,网络在售的《全唐诗全宋词》光盘珍藏版(制作者不详)也是一款不错的多媒体读物。该光盘除了收录唐诗近万首、宋词近万首外,还精选唐诗、宋词精品近首,配有引人入胜的吟诵,辅以美妙动听的古乐;同时,也有较为详备的作者介绍、作品注释和点评。所有这些,都令读者能够更准确地领会诗词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意境。

多媒体技术可以使得古典文学的传播更具生动形象性,但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多媒体与互联网的联姻,才真正为这种传播插上翅膀,并使二者相得益彰,从而把传播功效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计算机与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文学作品的网络化提供了技术支撑与保障,如今,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学作品都被数码复制而储存在网络资料库中,众多网站、文学主页甚至个人博客的古典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而网民人数的急剧膨胀,使得网络的影响力空前强大。基于此,古典文学在网络的推动下,获得了再次焕发艺术生命力的良好机遇。

首先,通过多媒体技术制作的古典文学作品在网络中以超文本结构形式而存在,人们打开电脑,联通网络,即可以欣赏到具有文字、声音、图像、动画乃至影视画面的多媒体作品。其次,网络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空间,也是一个反中心化、非一元化的虚拟世界,它漠视权威,消除等级,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在这里都是平起平坐的网民;借助网络,被多媒体重塑的古典文学作品得以在广大网民中自由传播,这既消除了古典文学晦涩难懂的阅读屏障,也促进了文学作品迅速走向普通大众。在网络空间里,文学作品一反过去高高在上的姿态,以一种寻常低调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供各个阶层的读者欣赏和品读。而借助于论坛、社区、网上书评等形式,读者也可以自由、公开地就作品进行富于个性色彩的阐释和评述,各种古典文学的“水煮”“麻辣”“大话”和“戏说”层出不穷,无疑都是大众读者积极参与古典文学传播的显著例证。在网络视域中,古典文学已经慢慢褪去了精英文化的外衣,逐渐走下高雅文学的神坛,与普通大众日益融汇在一起。对于网络在文学传播中的这一重要作用,诚如论者所言:“(网络)有利于摆脱文学的精英化倾向和曲高和寡局面,普通大众开始和所谓的精英们享受同样的文化产品,这又是网络的一大贡献。”再次,网络不仅可以上传、储存古典文学作品的数据资源,也可以提供网络下载功能,能够将古典文学的多媒体文件传送到手机、掌上电脑()、平板电脑()等易于携带的传播工具上,阅读由此变得触手可及,花费也得以大大降低。

网络时代的新兴传播媒介,为古典文学的传播打通了前所未有的门径,展示出了空前强劲的传播功效,让一度岑寂、几近尘封的古典文学走出华屋邺架,走向普通百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典文学的传播俨然进入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长期以来徘徊于文人士大夫中间的小众传播,一跃进入大众化传播的信息高速公路。

三 大众传播背景下古典文学的异化与误读

新兴传播媒介为古典文学的传播开拓了一条大众化传播的信息高速公路,给日趋萧条的古典文学提供了复苏的契机,对古典文学的历史传承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然而,在肯定这一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新兴传媒的双刃剑特质,也对古典文学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品质异化和消极解构,导致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普遍性误读,甚至给古典文学的传播带来不可预测的伤害。美国学者米勒曾预言:“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米勒预言的“文学终结论”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新兴媒介给予文学的负面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其所导致的文学异化与误读也应引起重视。

当今社会,既是信息化时代也是市场经济时代。市场化、商品化、功利化的社会形态,必然对新兴传媒施加重大影响。在市场化大潮下孕育滋长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观念,也必然导致对文学产品需求的功利化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新兴传媒不可避免地臣服于市场,成为市场利益实现的工具。如此一来,古典文学的传播必然导向功利化和庸俗化,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精神品格也面临弱化或缺失,新兴媒介引导读者走向经典误读在所难免。

众所周知,古代知识分子一向秉承“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念,这一传统观念反哺于创作,往往会赋予文学作品崇高的文化命意或神圣的精神信仰。诸多经典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载或传达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最终化为不朽的艺术篇章。可是,在大众传播语境下,为了迎合读者市场的消费主义需求,新兴传媒越来越以“去圣”的方式,揭去经典文学的神圣面纱,抛弃或回避其深邃意旨,将经典文学的崇高命意改造成快乐游戏,用文学作品的展示价值代替其膜拜价值。比如,为了扩大经济利益,提高读者的阅读率或点击率,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新兴媒介对古典文学进行了肆意的改造和重建,并打出“古为今用”的旗号,以博取受众的眼球。像“大话西游”“水煮三国”“解读论语”“揭秘红楼”如此等等,都是以阐释者个人的思想倾向、价值观念对经典进行重构,然后借助新兴媒介传播给受众的产物。经新兴媒介包装和过滤的作品,对于受众而言,不再需要个人的品读与思考,只需坐享其成,亦步亦趋地咀嚼和消化新兴媒介赐予的“残羹冷炙”。古典文学在阐释和传播过程中,不断被解构和异化,曾经庄严神圣的经典作品纷纷沦落为普通大众的消费品或娱乐对象,在如此境况下,古典文学固有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日趋萎缩、退化。文学经典的隐退,直接导致文学信仰的消退,新兴传媒“渎圣化”的负面效应由此显现无遗。

事实上,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反映,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正如白居易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种文学作品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由于世情、时序的变迁,古典文学作品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因价值观、审美观的变异而被误读,更遑论处于价值观多元化的网络时代且被新兴媒介改造、重构之后。美国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曾断言:“阅读总是一种误读。”应该说,这一论断是颇有道理的。

当然,大众传播背景下古典文学的误读不独归因于精神价值方面的解构与异化,还源于技术化层面对文学性的消解。古典文学走进信息化时代是历史的必然,但古典文学的电子媒介化、多媒体化乃至网络化生存并不意味着艺术的胜利。新兴媒介对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施加技术“祛魅”,是导致文学作品“文学性稀缺”或“文学性消失”的内在根源。新兴媒介所重构的古典文学作品,是文图音影融汇的技术文本,其作品呈现由间接形象的“语像”转变成直接形象的“图像”,原来的“语言艺术”嬗变为文图影音兼容的界面文本,往昔通过书面文字解读和经验还原以获得丰富想象的阅读,让位于文图影音兼备的填鸭式接受。由此,作品语言的诗意情怀、修辞的审美趣味、句式的巧妙安排以及意境的含蓄蕴藉等,全都被直观的视听信息冲没,文学语言特有的艺术魅力被技术性“祛魅”了。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就对以影视为代表的多媒体艺术的局限性一语道破:“互动式多媒体留下的想象空间极为有限,像一部好莱坞电影一样,多媒体的表现方式太过具体,因此越来越难找到想象力挥洒的空间。”事实的确如此,文学作品语言的魅力和诗意蕴藉,绝非新兴媒介的文图影音所能代替。众所周知,汉语文字具有多义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一个字词就意义而言往往具有原始义、引申义、比喻义等,而一个优秀的作家在创作时,往往喜欢利用词语的引申义和比喻义,着意打造富有新意、发人想象、余味无穷的艺术境界,从而为读者提供文学审美的高峰体验。但是,当新兴媒介占据话语中心地位后,就把“祛魅”的工具交到每位媒介用户手中。于是,在古典文学的语言文字变成了新兴媒介的文图影音背景下,文字品味时的“余味曲包,深文隐蔚”(刘勰)和“境生于象外”(刘禹锡)被不断解构,文学韵味的主体沉浸感和审美意象的丰富想象力被严重弱化,文学作品建构的核心命题——“文学性”也随之消解。

此外,新兴媒介对古典文学的解构与异化,还表现在数码复制、粘贴与拼接技术所导致的艺术创新观念的淡漠化这一层面。古典文学经历了数千年的演进,从先秦到明清,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每一部文学经典都是凝结着作者独特的精神气质、价值观念与审美倾向的原创性作品,这种艺术原创精神是推动着古典文学生生不息发展演变的不竭源泉,正如宋人黄庭坚所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然而,大众传播语境下,文学作品的传播通过大量的机械复制和技术性粘贴而完成,这就消弭了传播过程中的创造性阐释与解读。德国文艺批评家本雅明曾指出:“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尼葛洛庞帝也认为:“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的说法成为过去时……在互联网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如此一来,经典作品和艺术经典的观念一并招致新兴媒介的技术性解构。当复制、粘贴与拼接技术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手段后,文本生产就不折不扣地堕落为“文化工业”,古典文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创新精神便默默隐退,成为明日黄花。

四 关于网络时代古典文学传播的若干思考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宝藏和文明结晶的古典文学,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但在社会发展到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之际,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面临着大众传播语境下的传播悖论局面:历史契机与经典误读矛盾并存。可以说,在古典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历次传播方式的变革中,信息化、网络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面对如此重大的变局,古典文学将何去何从,能否像过去一样经受住传播媒介变革的考验,在新兴传播媒介平台上得以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命题。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做出积极的探索、研究和应对。

首先,要树立信心,坚定古典文学世代相传、永不衰竭的信念。在大众传播语境下,为了迎合读者的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需求,新兴媒介对于经典的解读一味宣扬“去圣”“祛魅”模式,文学产品日趋功利与庸俗,作品呈现日益直白化、图像化,文学的“诗性”不断弱化或消失,于是有人发出“文学死了”的哀叹。而早在十年前,美国人米勒就曾发表过《文学死了吗》一书,也提出了“文学终结”的观点。网络时代来临,文学困境日益显现,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据此断言文学终结,似乎过于悲观。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传播媒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了甲骨、钟鼎、竹木简牍、绢帛、纸等文字载体以及刻刀、毛笔、铅笔、钢笔等书写工具的更替和演进。历史事实昭示,每一次传播方式的变革,都没有中断文学发展的命脉,反倒是新媒介的出现给予文学传播更多的便利,从而推进了文学的持续性发展。进入网络时代,电子媒介、多媒体以及电脑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传统的纸面书写、印刷和阅读被现代的键盘书写、数码复制与界面阅读所取代。毫无疑问,这次巨大的媒介变革会给文学带来极大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这种影响并非本质性的、决定性的。美国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曾提出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文学的整个活动包含了体验、创作、接受三个过程,其最核心的特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相对这一本质力量而言,媒介只是创作工具、传播载体。按照中国古代哲学的道器观来论,文学的本质是形而上之“道”,文学的载体是形而下之“器”;“道”是永恒的,“器”是万变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器”的变化只是为了更好地载“道”。因此,传播媒介的改变,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更不能阻断文学发展的精神命脉。新兴媒介既会引发古典文学的误读,也会创造文学经典大众化传播的契机,但绝不会成为古典文学的终结者。

虽然关于文学命运的争论仍在持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不单靠食物活着,更需要精神食粮,文学存在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情感、自由意志和理想,文学恰能满足人的诸多诉求。只要人性没有变,对爱与美、幸福与理想还有追求,还有执着,那么,文学就不会终结。数千年的古典文学发展,植根于华夏民族的文化土壤,凝聚着浓郁的民族文化精神,也滋养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灵魂。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提升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信心和增强民族自豪感方面,曾经发挥着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并历经沧桑流传至今,展示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应该坚信,古典文学的这份厚重的文化价值与强劲的艺术生命力,必将支撑她经受住新的考验,得以传承不衰。

其次,要更新观念,转变对文学内涵的认知,构筑网络时代的新型文学观。艺术起源于劳动,文学的根基在民间,文学发轫之初本属民间文化,这些观念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门类诸如诗歌、散文、词、小说、戏曲等,皆可追根溯源,找到它们的民间源头。以诗歌为例,《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反映的即是原始社会劳动人民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而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着重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指出的是,上古时代的朴素文学活动,文学话语权属于所有社会成员,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行吟诗人,创作机会均等,文学作品大众化流行。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文学活动逐渐被脑力劳动者所垄断,文学创作也日益追求高雅、精致化,文学也随之逐步脱离大众,成为少数文人士大夫的专属活动。当“诗三百”被尊为《诗经》后,诗歌已经完成了从庶民的通俗文学向上流社会的高雅文学的转捩。自此,“诗言志,歌咏言”的儒家诗学观便不断强化着诗歌的正统文学地位,而“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观也推动着各种文学创作远离民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民众教化的工具。俗文学与雅文学的分流,以及雅文学对文学话语权的垄断,迄今已经延续了大约两千年之久。

从诗歌的雅化史不难发现,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血脉关系,都是人类文明的艺术体现,二者之间也不应存在高贵与卑下之别。虽然雅文学的审美实践在艺术价值上更为完美,但它们都是不同文化需求在人类审美活动中的分别体现和共同实践。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应该彻底摒弃陈旧的“雅俗有别”的文学观念,以一种全新的理念传承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小说、戏曲为例,这两种相对晚出的文学体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被正统文人视为“君子弗为”的小道,甚至被斥为“俚俗淫靡游荡无益”。但经过历史长河的荡涤和沉淀之后,许多小说、戏曲作品已经成为古代文学经典宝库中的精品。由此可见,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天然的鸿沟,所谓“雅俗之辨”,完全是封建时代的文人雅士故意堆砌“创作高台”,有意营造“传播壁垒”的心态在作祟。人们应该确信,文学经典的生成,全赖于它们的深刻和高明、广大和精微,而不在于言辞的高雅与否。只有怀抱这样一种认知,我们才能正确对待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学财富,并以极大的热情把它们传承给后代子孙。

当前,信息化、网络化业已成为人类不可逆转的生存方式,文学的网络化存在也无以回避,成为一种客观必然。面对如此形势,高扬通变旗帜,及时更新观念,全力构筑适应网络时代的新型文学观,显得日益急迫而势在必行。新兴媒介的涌现,瓦解了雅言的传统话语中心权,弘扬了平民化叙事,一举打破了雅文学的垄断地位,使文学活动重新向民间大众皈依。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回归,人们大可不必为此惶恐不安,而是应该坦然以对。只要拆除了“雅尊俗卑”的固有观念藩篱,我们就可以自由无碍地穿行于历史与现实的时光隧道,开创一种“文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让自然天成、率真醇厚的文学作品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分享的精神盛宴。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把新兴媒介带给文学传统的挑战转化成古典文学涅槃重生的契机,在迎接挑战中实现网络时代文学观念形态的建构。

第三,要坚守文学的人文本位,维护文学的人文精神,发扬古典文学道义担当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它高度重视人存在的意义、尊严与价值,追求人的完善、自由与平等以及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这种人文精神体现在古典文学中,便是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孝亲忠君的伦理精神,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诚然,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文学作品也是良莠不齐。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做到去伪存真,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扬弃态度对待文学遗产,那些代表着传统文化积极健康品格的优秀文化基因,还是能够得到有效传承与发扬光大的。

与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一样,大众传播背景下的新媒介文学仍应成为人类的精神家园,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着重打造健康的灵魂,自觉承担文学的使命,在技术与艺术的融汇中添加人性化的伦理装备,借助新兴媒介做好网络时代的“道德文章”。然而,令人不容忽视的现实情况是,新兴媒介主导下的文学传播,人文本位的缺失与对文学道义的回避同样触目惊心:一方面,技术对德行的排斥把人与文学都变成了“技术的奴隶”;另一方面,古典文学阐释者在借助新媒介对作品进行重构时,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主体的艺术使命,回避了不该回避的社会责任,把文学传统的赓续与对艺术规范的服膺弃诸脑后。如此一来,文学传播中应有的人本精神、价值承载、审美品格等,均委顿无依、付诸东流。这种新兴媒介与古典文学之间的错位与人为矛盾,是必须竭力避免的。如果说科技以人为本,文学也以人为本,那么,新兴媒介就应该为文学与人文精神铺设艺术的桥梁,让技术的人性化在文学作品表达人文精神的艺术实践中绽放光芒。

第四,要倡导网络文学创作自觉借鉴和汲取古典文学的优秀精神品格和艺术营养,因势利导,做好古典文学的传播。网络文学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也成为当代文化视域中一个备受人们瞩目的对象。出生于世纪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在其成长过程中几乎无法绕过网络,成为迅速扩大的网民群体的中坚力量。网络青年对文学的关注,主要着眼于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而对于明日黄花的古典文学则存在着极大的隔膜。那么,如何利用网络文学这一纽带,把古典文学与新生代成员连接起来,拓宽古典文学的影响与传播,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一般来说,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文学常常被视为对古典文学的颠覆。从现实的文学发展与文化进程来看,这种情况的确存在,甚至还异常突出。当新兴媒介给人以更少的限制和更多的自由时,其中的文学创作本应秉持的道德承担与艺术操守也随之松弛。键盘、鼠标操作颠覆了铅字权威,创作主体没有了“文章千古事”的道义约束和“手稿时代”的严肃与执着,导致快餐文学大量滋生,造成文学的平面化和碎片化,失去了古典文学固有的历史深度和审美力度。但是,我们不能把网络文学定型化。需要强调的是,在古典文学现代传播的过程中,网络文学并非绝对的颠覆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承担起建设者的角色。一方面网络文学尤其是穿越、玄幻、武侠、后宫等类型小说往往借助对古典诗词、传统文化以及真实历史的引用和仿造,刻意营造古雅唯美的审美意境,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情趣。这种情况表明,许多网络写手都有较好的古文基础,也对传统文化充满景仰和肯定,并注意自觉地学习、汲取古典文学的艺术精华,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在创作中试图熔铸古今,写出高水平的网络文学作品。这无疑是一种延续古典文学优秀传统的做法。另一方面,许多新生代成员可以通过网络文学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进而去作深入了解。比如写手匪我思存的网络小说《寂寞空庭春欲晚》推出后,一时间不少热心的读者纷纷翻阅纳兰性德的词集,经由网络文学渠道感悟古典文学的艺术魅力,甚至还进行模仿创作。这对古典文学在网络时代的推广、普及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古典文学在网络文学中的身影随处可见。知名网站红袖添香小说网,站名出自清代女诗人席佩兰的诗句“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著名网络文学写手匪我思存,网名缘自《诗经·郑风·出其东门》;网络文学作品《今宵酒醒何处》,来自柳永《雨霖铃》词句;流潋紫的《后宫甄嬛传》,许多章节名如“新承恩泽时、意难平、丁香结”等,也有各自的文学渊源;而许多网络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着意模仿《红楼梦》,导致网上红楼风行,有“红楼体”之谓。

当前,网络化与网络文学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代,而古典文学的传承也进入了一个命运攸关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正视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颠覆之现实,又不能任其发展而无所作为,而是要因势利导,借助网络文学这株粗壮的大树,嫁接上古典文学的老枝,使其获得鲜活的艺术生机。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在享受网络文学自由化、大众化、口语化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古典文学特有的芬芳。

第五,要建立健全网络时代文学传播的管理约束机制,大力提升对文学传播工作的管理水平与服务意识。网络时代的到来,对古典文学的传播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古典文学的传承,传统文化的弘扬,绝非个人的一腔热情、民间的自发行动所能胜任,政府的统筹安排、文化与信息管理部门的自觉规划等不应缺位。要树立这样一个共识: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应该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在振兴国学的框架下,奠定古典文学传播的坚实基础,构筑传播的充分保障。

一方面,要建立一种“规则他律”与 “主体自律”相结合的约束机制,用以规范网络文学传播行为。

网络化的传播空间是虚拟的、自由的、开放的,它把个性的创造与局限、人性的复杂与多样都纤毫毕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在这个虚拟而自由的空间里,个性膨胀、自由过度极易发生,从而导致传播者的伦理责任缺失和道德约束废弛。过去一度甚嚣尘上的对经典名著的种种戏说、“大话”等,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阐释者个性无限张扬、过度滥用自由的不良做法。有的网络文学工作者甚至宣称:“在网上,不想要法律就没有法律,不想被管制就不被管制,不想有规则就放弃规则——还有什么东西比网络更让我们疯狂的呢!”这样的自由放纵无疑是要不得的。应该明确,即便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自由与约束也是相依并存,不可或缺。针对网络中不加节制的个性膨胀与自由滥用,文化与信息管理部门应自觉归位,积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调控和监督工作,设置文学传播主体行为的“权责边界”,倡导高品位的古典文学阐释与传播风气,全力做好“他律”工作。同时,作为古典文学的传播者,当代社会中的每一个责任主体,也应审慎对待网络平台提供的超常便利,自觉培育网络时代的人文操守和审美范式,加强“自律”意识,让古典文学的传播真正成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呵护。

另一方面,要切实重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建立、完善一支适应网络时代的文学研究队伍,善于利用正确的导向对网络文学加以管理与激励,并不断增强服务意识,以促进古典文学现代传播的健康前行。

鸦片战争中,中国从一个曾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为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的封建弱国。巨大的反差,使国人在反思时,倾向于从感情出发而完全归咎于传统文化。于是,批判传统文化、否定儒家思想遂成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主流思潮,诸如五四时期、全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十年,传统文化都备受冷落。从世纪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国人越来越亟须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生发了复兴传统文化的热切愿望。与此同时,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也向世人昭示着儒家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劲力量。国内外多重因素的结合,直接引发了世纪之交的“国学热”。国学的勃兴,离不开学界与媒体的参与:一些高校纷纷成立研究机构,组建学术队伍,出版学术著作;电视媒体相继推出了“易中天品三国”“刘心武揭秘红楼”“王立群读《史记》”等;网络媒体中文搜索引擎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则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等。以上种种举措,均旨在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文化与历史的热情,可谓用心良苦。虽然当前对“国学热”看法不一,然而,在人类文明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试图通过弘扬国学为解决危机寻找一种可能渠道或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价值思考,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古典文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弘扬国学就必须重视古典文学研究,并力求把这种研究与其当代传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世纪年代起,《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水浒传》这四大名著先后被搬上荧幕,产生了极好的收视效果,也极大地扩大了古典文学的受众。四大名著的影视化传播,是媒体与学界共同努力的成果,这种名著改编,为后来的古典文学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古典文学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研究力量的布局稍欠合理。就古典文学论文索引来看,有些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数量众多,且同质化严重,而有些作家作品却少人问津。这种研究布局的失衡,属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无政府状态,其弊端在于使很多力量在同一水平上重复。对四大名著的不断翻拍,其实也是这种弊端的集中反映。这种局面是必须着力改变的,而改变的着力点,便是文学研究与管理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布局研究力量,大力倡导多点开花的全方位、综合式研究。

除了合理化的研究布局,我们还需要不断培养、完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以适应时代的需要。面对网络时代,必须培养建立一支老中青结合,既通晓古典文学,又熟谙多媒体与互联网的研究队伍。在此基础上,充分重视和运用现代化的媒介手段开展文学研究。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利用计算机输入的数据库方法来编制索引,并提供检索功能。例如《红楼梦》分类索引,就给《红楼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全唐诗》光盘,对于唐诗的研究也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新技术的运用,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对研究效率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作为网络时代的文学研究者,绝不可抱残守缺,以老眼光看新问题,而是要善于开阔视野,革故鼎新,充分把握新技术力量,为将来的治学开辟崭新途径。

此外,作为文化研究管理部门,要注重引导文学工作者及时调查古典文学的研究、传播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把研究工作的重心落实到为文化传承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轨道上。古典文学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纯学术性的研究,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反哺社会、造福大众。文学理论家徐俊西曾经指出:“我们繁荣文艺工作的重点仍然必须放在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和审美导向的通俗文艺上,因为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正当的审美要求得到满足并不断有所提高的时候,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发展繁荣,高雅文艺的普及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文学艺术是否必须区分高雅、通俗姑且不论,但繁荣文艺的重点在于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与审美需求,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而且,如其所述,所谓的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也从来不应是对立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基于此,文学研究者一定要走出象牙塔,摒弃自我陶醉、故步自封的治学陋习,积极把握人民大众的脉搏,倾听群众的吁求,用自己的学术成果回馈社会、滋养人心。

最后,文化研究的管理部门还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完善服务功能。网络时代的文学研究,是在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网络化环境中开展的。在这个网络世界中,就主管部门而言,长官意志已经过时,舆论垄断不复存在,行政干预也失去根基。取而代之的,是管理部门各种服务功能的加强与完善。诸如为文学研究提供资金,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拨款,企业、个人及基金会捐赠;制定合理的研究计划,调动和组织人员收集、研究、评价和传播文学作品;搭建文学研究者国内外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平台;督促科研人员执行各自的岗位职能,并出台相应的科研奖励措施,对研究成果进行公开、公正、公平的评判;如此等等。总之,为了保障研究工作的合理、有序、顺利开展,为了推动古典文学现代传播的健康、持久运行,文学研究主管部门既不应缺位,也不能越位,而是要坚守本位,实实在在地做好服务工作,凸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精神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