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研究区位的理论，其根本宗旨是揭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法则。古典区位理论建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比较成本理论基础上，主要代表有杜能（J. H.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韦伯（A. Weber）的《工业区位论》、廖什的市场区位论及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等（陆大道，1998），虽然他们的研究对象不同，但基本都以均质区域、完全竞争、成本最小化（工业区位论、农业区位论）、利润最大化（市场区位论）等为前提假设静态研究的企业区位、城市布局。

现代区位理论以艾萨德（Walter Isard）、贝克曼（M. J. Beckman）为代表，区位因素不再局限于交通运输距离、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而是综合考虑经济因素及行为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假设条件更加接近实际情况，且从时间序列角度研究区位动态变化。

实际上，区位论是通过研究不同产业在城市中位置的选择，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目标的。城市是各种经济要素及经济活动的载体，不同城市由于区位不同，其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利用外资以及对人力资本的吸纳能力、先进管理经验的引进等均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不同地区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存在差异。

结合本书研究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由于不同城市区位差异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不同城市融入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对发达城市而言，一体化发展可为其提供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及丰富的资源要素；而对相对落后城市而言，一体化发展可能会为其提供更多的机遇及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等，但同时，也可能会对区域内要素产生强烈的“虹吸效应”，资源要素可能会进一步流入发达城市。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带来的利与弊之间的权衡，对于行政区经济发展而言尤为重要。因此，如何打破当前区位限制，更好地融入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相对落后的环鄱阳湖城市群而言意义重大，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二）区域发展阶段理论

1．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阶段特征（丁四保，2003），国内外学者对此都进行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理论，代表性的有胡弗和费舍尔（Hoover, E. M. , Fisher, J. L.）、罗斯托（Rostow, W. W.）、钱纳里和赛尔昆（Chenery, H. B. , Syrquin, M.）等。

虽然不同学者对经济阶段划分的标准有差别，但是，大多以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变动、生产力变化作为依据。胡弗和费舍尔（Hoover, E. M. , Fisher, J. L. , 1949）认为经济增长存在“标准阶段次序”，依次为自给自足阶段—乡村工业崛起阶段—农业产业结构转换阶段—工业化阶段—服务业输出阶段；而罗斯托则根据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规律指出，区域经济增长“六阶段论”，传统社会阶段—为经济起飞做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Rostow, 1990）。

钱纳里（H. B. Chenery, 1975）总结了34个准工业化国家发展规律，按照产业结构演进依次经历了传统社会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后期阶段—后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社会，并根据各国经验，以人均GDP为依据给出了不同发展阶段划分的标准（齐元静、杨宇、金凤君，2013）（表2-2）。

2．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产业是国民经济中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总称，而产业结构是指区域经济中各类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比例关系，主要侧重于三次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说，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是伴随着区域产业结构演进而发生变化的（李孟刚，2012）。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科林·克拉克（C. G. Clark）从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迁移角度提出配第-克拉克定律，指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业劳动力比重越小，而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越来越高。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则在配第、克拉克的研究基础上从产值和劳动力比重方面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化规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力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工业部门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上升，服务部门劳动力比重逐步提高（孙久文、叶裕民，2009）。

霍夫曼（Hoffmann, W. G. , 1958）则从消费资料与资本资料的比例关系（霍夫曼系数）角度分析了不同国家工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认为工业化进程中，消费资料工业的产值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资料工业的产值比重则逐渐提高。

但是传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是基于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发展过程得出的规律性结论，并没有涉及“区域”问题。产业是分工的结果，不同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产业关联、生产率及创新能力等不同。也就是说，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实际上是不同要素由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的过程。但是一个必须强调的问题是，专业化分工必然导致诸如农业核心区、工业核心区及以金融、信息、旅游等为主的服务业核心区的产生，那么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如何建立合理的产业分工模式，将对不同城市或区域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三）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活动是在地理空间上进行的，由于地理条件及人文社会等因素的差异，区域经济活动往往呈现出非均衡布局现象。区域非均衡发展使得经济发展要素集中于经济效率较高的区域，促进了要素的有效利用，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扩大。区域一体化发展并非严格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而是通过一定的差异梯度，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进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1．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概念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1987）提出。佩鲁认为，从空间角度看经济发展，不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差别，从产业角度看，主导产业和有创新能力的产业增长速度快。这些主导和创新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资本、技术高度集中，规模效益显著、经济增长迅速，并对邻近地区（A、B）形成强大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增长中心，也就是经济增长极C（图2-1）。

理论上，增长极的发展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组织、示范和带动作用，从而加强了增长极与周围地区的联系。随着增长极的发展，带来了产业、技术、创新等要素扩散，通过这种“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周边区域受增长极区域极化作用影响，要素不断涌入增长极区域，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周边区域发展，最终导致“核心-边缘”结构的形成。

2．空间结构演变理论

由于增长极的形成，使得区域形成“中心-外围”（核心-边缘）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弗里德曼（Friedman, J. R. , 1966）认为，这种中心-外围结构并不局限于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扩散过程，而更注重边缘区对中心区的依附作用，也就是中心区的支配地位。

弗里德曼认为，中心地区对于外围地区而言之所以处于支配地位，主要在于贸易、经济权力、技术进步、创新等均集中在中心地区，形成了不均衡的发展格局。而技术进步、创新等是经济效率的来源，因此，本书认为，可以将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格局与经济梯度联系起来。当然，理论上，经济梯度下的非均衡发展格局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通过“溢出效应”，使区域达到新的均衡。

如表2-3，初始阶段，区域中有若干不同等级的中心区域，区域要素流动性弱，区域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而当某一区域实现创新突破时，该区域即成为中心区，区域间的“经济效率梯度”开始出现，要素开始向中心区域流动，中心区域极化发展，中心-外围格局形成，区域间形成低水平不均衡发展格局。随着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心区域扩散效应开始出现，但不足以平衡极化效应，其中心支配地位不断强化，我们称该阶段为高水平的非均衡发展阶段。最后一个时期，区域扩散效应远远超过极化效应，形成若干核心区域，中心-外围结构逐渐消失，区域间达到新的高水平均衡发展状态。

3．倒“U”形理论

倒“U”形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Williamson, J. G.（1965）通过对24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程度大体上呈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变化规律。短期看，经济发展初期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长期来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图2-2以GNP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区域经济差异以人均GNP的区域差异作为衡量标准，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区域差异呈现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

如前所述，从时间上看，城市群一体化是城市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从内容上看，城市群一体化的前提是内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其结果是城市群均衡发展。这必然要求城市群内部组分区域经济差距要稳定在合理范围之内，公共服务要素、设施实现共享。因此，城市群一体化应处于倒“U”形右侧，是城市群一体化实现的经济空间基础。

（四）区域分工理论

分工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国内最早提出分工理论的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的宰相管仲，“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政策，即把国民按照军人、农民、工匠、商贾等划分为四个阶层。他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优点：“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语以利，相示以时”“不见异物而迁焉”及专业技能的传承。

劳动地域分工是指人类经济活动按照地区进行的分工，即各个地区依据各自的自然、经济、社会等条件与优势，着重发展有利的产业部门，并与其他地域进行产品交换或贸易，输出剩余产品、进口所需产品的现象（陈才，2009）。分工理论主要源于国际贸易理论，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都是分工理论产生的基础（魏后凯，2011）。

大卫·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不能在区域之间完全自由流动前提下，只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与贸易，“各国（区域）应集中生产优势较大或者劣势较小的商品”，由于生产率的差异，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只需生产并出口最大优势的商品，而具有绝对劣势的国家或地区可以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以获取利益。哈伯勒（Haberler, G. , 1970）则从机会成本角度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重新阐述，“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本地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比在其他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在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赫克歇尔（Heckscher）和奥林（Ohlin）则从区域生产要素相对丰裕度差异角度阐述了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他们认为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并且不同商品生产所需的要素配置不同，在此基础上，各地区生产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商品。

本书认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是区域间进行商品交换的基础，进而使不同地区产生了专业化分工。在不同比较优势水平与资源禀赋条件下，区域产业结构亦有所差别，如何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对区域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