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考茨基关于阶级的探讨，可以被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其论述从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的详尽说明开始。他认为，正是这些方面，影响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这部分论述，构成了一种关于“空缺位置”的理论——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决定这些空缺位置的，是庞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层次上，阶级表现为各种人群的范畴（categories），这些人群占据着各种相似的位置[这些位置与生产过程、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相对应]。具体的人，仅仅是这些范畴的“人格化”体现而已。这里的阶级范畴，处于“自在阶级”的层次。在这里，阶级通过各种客观特征而得到体现。在这一层次，各种位置的占据者，是“一袋袋马铃薯”：他们拥有共同的关于生产资料的关系，并由此而具有共同的客观利益；不过，他们依然仅仅是作为“范畴”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主体（subjects）而存在。

通过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效应等同于生产体系中的各种位置所形成的结构，考茨基系统地检视了所有这些“范畴”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尤其是，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关系所具有的各种效应。正是这些效应，使得特定的阶级“类别”出于自身利益，倾向于支持或反对社会主义运动。

在考茨基看来，资本主义发展使特定社会的成员分布在各种经济“范畴”之中。这些范畴中的成员逐渐组织起来，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对政治分析而言，问题在于如何识别这些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阶级“类别”（其利益使其倾向于认同某种阶级组织）。

这是一种关于“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的“历史主义”阐述吗？不同的阶级，是否仅仅形成于生产关系的层次，并在政治上仅仅体现为一种伴生现象，体现为一种对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的必要“反映”？推动历史前进的，究竟是哪个“阶级”？是被定义为占据生产关系中各种位置的阶级，还是作为各种政治力量而出现的阶级？最后，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功能是什么呢？

只是在最近，所有这些问题才成为明确的问题。在考茨基的思想中，这些问题当然是不存在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阶级问题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概念化为“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之间的区别。“自在阶级”是这样一种阶级类别，它从所谓“基础”（base，同时具有客观和经济的意义）的层次来定义阶级；“自在阶级”这一术语，指的是那些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即具有组织和团结意识特征的阶级。基于这些不同的层次，阶级问题——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被描述为一种转换，一种从“客观”（经济的阶级）阶级关系迈向“主观”（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阶级）阶级关系的转换。

无论其所假设的具体历史环境的特定形式是什么，这种关于阶级问题的阐述，只会导致两种答案：一种是关于阶级的决定论（deterministic）观点。该观点认为，各种客观的阶级关系必然会转变为各种主观的阶级关系。由于各种客观关系决定着不同的利益，政治是一种关于利益实现的斗争，因此，客观关系（生产关系中的各种位置）要想在各种表达性的利益和政治行动中得到“反映”，就成为一个演绎的问题。换言之，各种客观的阶级关系，要么以这种方式，要么以那种方式，将或迟或早地在政治行动与意识的层面自动“得到表达”。另一种关于阶级问题的回答，本质上是一种唯意志论（voluntaristic）的回答。在这种观点看来，各种客观条件本身并不会自动导致政治的阶级组织的形成；或者，正如一篇著名文章的分析所指出，这些条件所导致的，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意识、工联主义（syndicalist）意识和资产阶级意识。政治的阶级形成，只有在外部主体（党）的有组织的干预下，才会出现。自发的组织行动，阻滞了这种政治层面的阶级的出现。只有通过党在具体的历史性危急关头的灌输，这种政治的阶级形式才可能形成。

对这一持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问题，考茨基持何种立场呢？他宣称，社会主义运动的功能，是“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最为有效的形式”。社会主义者的义务在于：“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鼓励，在经常性的斗争中对工人阶级予以支持。”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功能的定义，出现在他对《共产党宣言》的讨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作，使得“社会主义超越了乌托邦的观点”并“奠定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战斗的无产阶级关于自身历史功能的明确观念，赋予他们追求自身伟大目标的地位”，因此，这里的无产阶级似乎被定义为一种处于经济关系层次的阶级，它能够自发地获得关于自身历史使命的意识，而党的功能则仅仅是协助、支持并参与到这一经济意义上的阶级政治斗争中去。

不过，这些明确的陈述，似乎与考茨基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构想中所隐含的理论概念彼此矛盾。事实上，考茨基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赋予共产主义运动的功能性定义时，便有很好的体现：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形成问题。马克思一直坚持认为，只有在与资产阶级的积极对抗中，无产阶级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只有在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才能够组织为一个阶级；只有当无产阶级被组织为一个政治党派的时候，它才成其为一个阶级。不过，在以下问题上，马克思的看法并不是很清晰：如，经济层面的阶级迈向政治上被组织起来的阶级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一过程中，自发性的自我组织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党和其他的阶级形成的主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尽管如此，马克思的确认为，阶级形成于阶级斗争的过程之中；此外，尤其是在其历史分析中，马克思强调了意识形态关系和政治关系对于阶级形成过程的独立的影响。

考茨基的分析，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各个党派和其他政治力量扮演着积极的作用。阶级形成的过程在部分程度上是自发的。譬如，在他看来，工人会自发地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看成是某种从外部引入的东西，并对之持不信任的态度。不过，社会主义政党、工会以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非政治性的组织，都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事实上，阶级斗争的问题与社会主义政党对工人的组织程度存在着密切联系。

在这种存在问题的理论建构和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明确阐述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明显的不一致呢？我认为，要想理解将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所面临的长远困境，有一个原因具有根本的意义。考茨基似乎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到了1890年，无产阶级向一个阶级的形成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fait accompli）。无产阶级此时已经形成为一个阶级，并且它在将来仍旧会是一个阶级。这一被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追求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党只需要参与到这种历史使命的实现过程中去就可以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从外部”灌输给工人的观念。考茨基自己也观察到，“社会主义观念的出现，要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根源，是来自上层阶级的慈善家们对穷人和处境悲惨者的同情……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最为深切和最为动听的表达。”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外部输入到工人阶级中的观念。不过，无论其所出现的地点是彼得卢（Peterloo）、里昂抑或巴黎，在19世纪前半叶的某个时间节点，无产阶级开始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一种区别于“底层阶级”（lower classes）的无组织群氓状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而这正是马克思对巴黎工人“六月起义”进行分析的时刻。在马克思看来，这一起义标志着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特征的出现，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

到1848年，这一问题发生了转换：如何将正在浮现的无产阶级组织为一个阶级？如何使得无产阶级不再像平民百姓那样行动？如何灌输无产阶级并使其具备与自身地位和使命相匹配的意识？如何将无产阶级组织为一个政党？根据比较，到1890年为止，无产阶级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被组织起来的阶级。工人们充满战斗精神，他们被组织进各级政党、工会、合作社、俱乐部以及行会组织之中，他们参加选举、参与罢工和游行示威。在1890年，一些群众性政治组织明确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组织。不过，正如伯恩斯坦所指出：或许，无产阶级确乎并未完全被组织为一个群众性政治党派，考茨基关于党的角色的观点，似乎是一种很自然的观点。

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譬如考茨基，试图将已经存在于工人当中各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学说的观点加以整合。那种认为是考茨基及其朋友们发明了第二国际的原则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和非历史的。相反，存在于1889到1914年间的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劳工运动，是欧洲无产阶级发展的历史产物。这种类型的劳工运动，是从1889年以来各种状况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考茨基似乎认为《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任务——无产阶级形成为一个阶级——已经完成了。无产阶级已经被组织为一个阶级，社会主义政党不过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随着其他阶级的无产阶级化进程的推进，各种不同的群体将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成为工人阶级的成员，工人阶级将成为“数量庞大的绝大多数”。现在，党的功能仅仅是支持已经形成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各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