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概念性框架
（一）社会性别、农村生计与气候变化影响
全球范围内的学者、专家和各国政府在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方面日益达成共识。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温升高、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等气候问题，这些气候问题进而引发和加剧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洪水、干旱、滑坡、泥石流、荒漠化、冰川消融等）。从长远来看，恶化的环境持续威胁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生计，因为其赖以维持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正在下降。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乃至政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粮食生产、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农业和农村生计安全等方面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尤为明显。
农业仍然是中国广大农村人口生计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非农收入日益成为家庭的重要现金收入的今天，农业依然是很多家庭抵御市场风险、保障生计安全的重要手段和最终的依靠。然而，农业生产与天气条件密切相关，农业受气候和天气条件的影响十分明显，农民的生计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大。
气候变化不仅长期影响农村人口减贫、发展，以及环境保护，而且对农村家庭的生计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农业生产方式的广大山区农村，极易遭受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种环境灾害的影响。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山区农村所能利用的资源极为有限。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及公共服务提供严重不足等制约因素使得山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极易受到气候灾害的打击，而且气候灾害往往加剧他们生计不安全的脆弱性（FAO,2015）。
社会弱势群体（如妇女和贫困人群）由于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和适应性策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更为严重。除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完善的局限条件以外，妇女和贫困人群缺乏适应能力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缺少能力发展的机会，在使用和获得自然和社会资源的管理与决策方面很少有他们的话语权。《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年）》指出妇女有限的对资源的可及性，受限制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以及在决策层面没有话语权的社会弱势地位，使得妇女面对气候变化时尤为脆弱。气候变化有可能加剧现有的妇女弱势地位（UNDP,2007）。
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农业女性化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男性大量外出打工，妇女留守在农村，不仅承担传统的家庭角色，而且承担了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活动。农村妇女在农业生产和保障家庭生计安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妇女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妇女面对生计不安全的风险时更加脆弱，因为妇女更多、更直接地受到自然资源短缺的影响，她们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角色和任务，比如妇女在干旱的时候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时间收集水资源以满足家庭生活所需。
（二）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资源短缺
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使得水、土地、森林、能源和食物资源的短缺问题正在变得日益严峻（IFAD,2010; Bates et al.,2008; ADB,2013）。自然资源短缺带来的影响和对农村生计安全的威胁有着明显的社会性别的含义。气候变化加剧资源的短缺，进一步使妇女对生产性资源，如土地、水、市场和信贷等的有限的可及性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使得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更加脆弱。中国农村正在经历从农业就业向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结构转变的转型期。但是，女性外出务工无论规模还是时间长度都远不及男性。大量的妇女留守在农村承担农业生产和照顾家庭的双重角色。气候灾害有可能给妇女造成更为严重的经济收入方面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寻找另类生计的能力和机会不如男性，妇女生计不安全的风险可能增加。在水资源和薪柴日益匮乏的情况下，妇女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取水和收集薪柴（UN Women Watch,2009）。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劳动量和生计压力将会比男性增加许多。取水和收集薪柴挤占了妇女用于其他增加收入的生产性活动的时间，比如外出打工、能够带来现金的经济作物的种植等。除了为家庭提供生活用水之外，妇女还需要为农业生产、牲畜饲养、经营小规模生意以及庭院经济提供水资源。为应对水资源匮乏增加了妇女的劳动量，妇女花费大量的劳动用于取水、储存水、分配水和保护水源。妇女对水资源的可及性与对土地的可及性密切相关。然而在很多农村地区，妇女依赖婚姻关系形成不稳定的土地权利，或是从夫居的传统习俗阻碍了妇女对其土地权利的充分实践（Li,2002; Li,2006）。
气候变化引起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减少，而这些是农业生产和农村人口所依赖的环境和条件。而且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往往是贫困人口的集居区。他们的生产生活高度依赖森林提供的生物量（如薪柴、野菜、菌类等丰富的林副产品等）维持生计。因此，生物多样性减少对这些群体的影响尤为直接，而且妇女受到的影响可能会凸显，因为一方面妇女承担了大多数寻找薪柴的劳动，另一方面妇女的收入来源于采集并出售林副产品。
（三）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社会性别与人口流动
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流动近年来受到多方关注。人们常常通过流动到别的地方寻找新的生计来源以应对环境的恶化。比如严重洪水、滑坡、泥石流导致房屋被毁，人们不得不搬家。这样的流动方式是由于生计损毁而采取的生存回应。很多农村社区采取外出打工的方式应对气候灾害导致的农作物减产和农业收入减少，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家庭寻求另类生计的主要方式。这种类型的流动可以看作是农村家庭对日益加强的气候变化影响带来的压力和冲击所选择的适应性策略。
无论是永久性的迁移还是外出打工寻找另类生计对男女两性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永久性迁移不仅影响了妇女的物质福利，而且影响了妇女在新的环境下对安全、社会网络和适应性政策资源的可及性。当外出打工成为家庭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选择时，多数家庭优先让男性外出寻找非农收入，妇女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家庭和农业生产角色。而且，在男性缺席的情况下妇女还必须独自承担应对气候灾害和环境变化的压力。农业生产和家庭的双重角色使得妇女的工作量极大增加。同时，由于传统文化限制妇女的土地权利和其他财产权，妇女还面临对土地和其他生计资源可获得性方面的困难，这加重了妇女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脆弱性（BRIDGE,2008）。
（四）社会性别与自然灾害
气候变化诱发的全球范围内的自然和环境灾害频发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然灾害的影响并非性别中立的。当灾害来袭的时候，贫困人群和社会弱势人群（如妇女）遭受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然而他们却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应对灾害。例如，妇女在灾害来袭的时候缺乏足够的迁移能力。而且在灾害之后恢复重建的过程中，妇女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和时间用于房屋修缮，为家庭收集水、薪柴和准备食物等生计恢复的生产活动（WEDO,2008）。
（五）社会性别、贫困与气候变化
性别和贫困双重因素的相互叠加加重了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常常根植于妇女的贫困状况，因此性别与贫困的双重因素成为妇女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结构性原因。贫困妇女的生活和家庭生计非常依赖于生产力低下的农业和小规模的土地资源，她们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很多贫困妇女居住于偏远地区，她们很难获得足够的政府资金支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贫困妇女应对气候灾害时更加脆弱，适应能力更低。气候变化长期而持续的影响可能增加妇女的生计风险，如农业收入减少、房屋损毁、水资源短缺、土地资源退化、生态环境恶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