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也有三千五百年，长期以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中华文化是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图书。

中国自古称文献之邦，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一半的古代文献是中国的古籍。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比图书更重要的了；对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及日常生活、生产等方方面面的影响，没有比图书更大的了；在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里面，也没有比图书以及与图书有关的创造发明更大的了，造纸术和印刷术都与图书有关，而这两大发明，是古代中华民族对全世界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因此，无论是对于中国史还是对于世界史，中国古代的图书史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也是大众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图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载体。图书作为学术研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的载体而存在，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主要的元素之一。图书和图书事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文化的发展水平，而文化发展水平又会影响到图书和图书事业的发展。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处在不停的进化当中。尤其是精神文明，时代的差异性很大，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都会因为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要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表现形式，战国诸子、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戏曲，已经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各个时期不同的文化风貌也都反映在图书和图书事业上，图书的内容、形式、出版销售及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等也都与之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将这本中国古代图书史定位于以图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史。

图书史的研究中，图书当然是研究的主体，既应当包括不同时期从图书内容到外在形式的变化，也应当包括与之相关的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人们通常将其纳入图书事业的范畴。从图书的收集整理到收藏利用，从图书抄写印刷到发行销售，等等，也都应该是图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图书史是研究图书及图书事业产生、发展及其发展规律的专门史。中国旅美学者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美国学者卡特先生（Thomas Francis Carter 1882-1925）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都被公认为中国图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其他同类著作也还有不少。不过，以往的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就图书史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而深入的研究，而对于图书及图书事业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对于图书及图书事业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影响的研究并不多。

图书史是关于书籍的历史，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读书人。阅读的内容、读书人的数量、读书人对社会的影响等都会对图书的内容、载体形态、生产与销售、收藏与利用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影响读书人的诸因素中，学术、教育、宗教的影响最大。例如，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图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证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而很少考虑雕版印刷术发明与应用的社会动因。从雕版印刷应用所需的条件来看，雕版印刷的技术原理至迟在汉代就已经被人们熟练地掌握了，造纸技术、制墨技术至迟在汉代也已经完全成熟了，西汉时人就已经用雕版印刷技术来印制丝绸织物，印制的丝织品非常精美，完全不输于此后出现的印本图书甚至精美的版画。为什么西汉时代的人不用雕版技术来印制图书？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国古代宗教、教育和社会的因素来综合分析。用雕版印刷技术规模化复制图书，是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关联的，是由特定的社会需求驱动而实现的。南北朝后期，北周武帝曾大规模灭佛，以致“塔宇毁废，经像沦亡”。隋唐接北周之后，隋文帝、炀帝笃好佛教，唐初佛道二教皆极盛行，尤其是在民间，佛教的发展很快，重修庙宇、大规模制作佛经法宝就成为当时社会所急需。特别是唐代佛教密宗盛行，大规模制作《陀罗尼经咒》成为人们求得菩萨保佑最重要的方式，因此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大多是《陀罗尼经咒》。这种习俗也影响到了日本，因此日本有所谓“百万塔《陀罗尼经》”。大规模复制宗教文献的社会需求，是雕版印刷应用于图书印制重要的社会动因之一。雕版印刷术应用于图书印制的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动因是科举制。隋唐时期出现的科举制给大量普通人带来了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而步入仕途的希望，从而推动了各级官学、私学的迅速发展。科举考试科目的确定，使得与考试科目相关的文献成为广大读书人学习、阅读、研究的共同需要，由此也就产生了对相关文献进行大规模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雕版印刷术用于图书印刷还需要必要的社会环境：批量印刷的图书需要有畅通的流通贸易条件，而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随着隋唐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天下逐步安定，经济特别是商贸迅速发展，这为雕版图书的销售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

因此，研究中国图书史，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环境中来认识，特别关注图书和图书事业与文化、宗教的关系，特别关注图书和图书事业与教育、学术的关系，特别关注图书和图书事业与社会的关系，这样，或许能够比较准确、全面地把握图书和图书事业发展的内在和外在动因。因此，我们也把中国古代图书史作为社会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

六十年前，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曾对中国历代农业生产状况、赋役制度变化与学术思想演变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过研究，指出：“根据业已掌握的史料底研究，初步摸索出我国二千多年来单位面积农产量的扩大，前后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国、两汉，第二阶段是魏、晋、六朝，第三阶段是唐、宋，第四阶段是明、清。”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变化，也正与此四阶段密切符合。综观中国图书史，蒙先生所划分的历史阶段，基本上也是中国图书史上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可见，蒙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图书史是有很大启发意义的。因此，在分析图书和图书事业发展的现象和规律时，应该特别关注图书和图书事业发展与社会、政治的相互关系，把中国图书事业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认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框架下来研究，这是中国图书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名为“中国古代图书史”，而“古代”在时下的教科书和一般的通史著作中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时间下限，此后到1911年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为近代（也有以五四运动为时间界限者），再其后为现代。这是一种主要基于政治史的阶段划分方法，并不太适合文化史的阶段划分。我们认为，图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而文化史发展的节奏往往与政治史不同，即使是改朝换代，但社会文化性质与面貌并不一定立刻就随之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社会还属于“传统社会”的范畴，社会主流文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传播、传承方式与“鸦片战争”之前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直到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首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礼教、反对旧文化，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文化才真正走向末路，中国社会才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因此，本书所讨论的内容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分期一样，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