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10年中国周边环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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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五大力量的基本发展态势

随着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西方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进入一个深度萧条期,中国面临的周边环境进入了一个全面调整的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主要是国家间的军事、经济、政治关系,如今中国需要更广泛地纳入其他两大基本因素,包括社会舆论因素以及因海外利益增强的国际发展因素。据我们对过去二十年中国周边环境影响因素的评估,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重要的前三项因素是大国关系、中国的周边战略以及军事因素,但最近几年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地区格局影响力最为重要,其次是军事安全环境,再次是舆论因素,而以海外利益为核心的发展环境影响力也迅速上升,大国关系的影响相对下降(见图1-6)。未来十年,中国对所有五大基本力量的影响力都将上升。

图1-6 三种场景模拟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

资料来源:钟飞腾:《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语评估》,《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80页。

第一,从经济实力的变迁来看,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未来十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而以7国集团(G7)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势力将进一步下滑。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统计,1870年亚洲(不包括日本)的GDP总量占世界36.1%,而西欧国家占33%。即便是1913年,中国也还仅次于美国排全球第二,印度次于德国、英国,排全球第五位。〔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启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69页。二战以后,美国及其盟国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困境,西方的深度和长期调整不可避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以名义GDP计算,2011年中美与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格局实际上是“一超多强”,远不是中美两极。中国相当于美国的48%,美国的亚太主要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三国相当于美国的49%,印度、印度尼西亚两国合计相当于美国的17%。IMF预测,2017年中国名义GDP上升至美国的65%,日韩澳则只有美国的44%,两印为美国的24%。也就是说,如果IMF的预测比较准确的话,亚太经济格局是三分天下,中国、美国及其他各占一极。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2011年的测算表明,2018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这一年发展中亚洲的经济总量也将超过7国集团(G7)。由于该计算将日本划入G7,那么亚洲的转变将来的更早一些。乔根森因此强调,2018年将是领导力转换之年,并认为“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在人均GDP上依旧显著高于发展中亚洲,但是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体获得发展也可以从欧美以外的地区。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最终这一发展会传播到中国、印度和发展中亚洲的其他国家。这一刻将发生在未来十年,而不是遥遥无期”。在该研究中,发展中亚洲有16个经济体: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斯里兰卡、中国台湾、泰国、越南。参见Dale W. Jorgenson and Khuong M. Vu, “The Rise of Developing Asia and the New Economic Order”,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33, 2011, pp.698-716。按照印度国际经济关系委员会(ICRIER)的经济学家维尔马尼(Arvind Virmani)的预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2017年超过美国,到2050年是美国的两倍。而印度将于2040年与美国齐平,到2050年超过美国30%。Rakesh Kapoor, “Asian Century, Planetary Change?”, Futures 40, 2008, pp.300-204.

当然,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东亚多数经历过高增长的经济体,在10%的增速告一段落之后,都很快降低到一半的增速,未来5~10年中国也将更为明显地进入这样一个L型增长的阶段。麻省理工教授罗伯特·巴罗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比跨越“低收入陷阱”容易,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年均长期增长率是2%,中国未来也不能逃脱这一铁律。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弥合经济梦想与经济现实,适当降低增速预期,以应对万一政府承诺的经济增长率无法实现时的政治冲突。Robert J. Barro, “Economic Growth and Convergence, Applied to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24. No.6, 2016, pp.5-19.

由于经济实力的变革,未来十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影响力将大大提升,将显著影响美国制定国际经济制度的能力。美国国会研究局2012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等所谓7个新兴经济体正在快速崛起(该报告将此7个国家称为REPs), REPs占美国出口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20%上升至2011年的47%,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7%增加至2011年的20.6%,预计2016年将达到25%。与此同时,由于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占GDP的总量大幅度上升,从1970年的13%增加至2010年的29%,美国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关系前所未有的深化。由于新兴市场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地位上升明显,其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迅速上升。未来,随着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增强经济力量,出口对美国的重要性还将上升,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影响也将扩大。而美国体系过去曾长期依赖与发达世界的贸易,如今要转而依赖与发展中世界的贸易,这使得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遭遇极大挑战。Raymond J. Ahearn, “Rising Economic Powers and U. S. Trade Poli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42864, December 3, 2012, http://www.fas.org/sgp/crs/row/R42864.pdf.按照WTO提供的数据,2011年全球出口21万亿美元,其中服务业贸易占1/5。2011年全球货物出口比1948年增长了301倍,这表明现在的世界与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是很不相同的。2011年,50%的世界出口来自北美和欧洲,另一半来自亚非拉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发展中世界60亿人口的规模,正在改写长期以来被10亿人口的发达世界控制的局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金融危机后全球正密切关注贸易增速下滑带来的挑战,目前全球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严峻挑战。加州大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认为,全球有可能陷入“长期增长停滞”(secular stagnation),而原因之一是新兴市场占全球经济比重上升,抬高了全球的储蓄率,拉低了利率,进而恶化经济增速。Barry Eichengreen, “Secular Stagnation: The Long Vie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Vol.105, No.5, 2015, pp.66-70.

第二,在军事领域,未来十年中国还难以动摇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压倒性局面,但亚洲地区将占据核心位置。据世界银行所引用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2007~2011年间,中国、美国军费支出占GDP的年均比重分别为2.06%和4.54%,因此即便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在军备投入方面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考虑到美国在全球拥有的军事盟国数量以及多年的积累,美国在全球军事格局中的地位无法撼动。不过,亚洲在全球军事力量中的地位将显著上升。据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估算,2012年亚洲地区的军备开支已经超过其他地区。2013年5月,俄罗斯公布了到2020年的军事开支计划,预计总额达到7400亿美元,占2011年俄罗斯GDP的39.8%。2002年至2011年,俄罗斯、印度的军费开支占GDP的年均比重分别为3.89%和2.67%,鉴于印度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中国显然将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军事环境。

第三,在社会舆论领域,由于新媒体的普及以及中产阶级在亚洲的崛起,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信息将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极大的影响,中国管控这类信息遇到的挑战正在增强。信息不对称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事件性认知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力正迅速上升。所谓事件性认知,主要是指因国际性事件而产生的爆炸性网上信息扩散。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中,很多争论有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利益因素和国际形势因素,非专业人士难以短期内把握其中的症结和难点。由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速度很快,又有大量的年轻人关注,造成事件性认知是感性多于理性,这使得陷于国际摩擦的政府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未来十年,这类压力将显著增多、增强,中国势必要改善社会舆论传播机制,让更多具有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国际、国内舆论传播渠道中,以便准确、高效、专业地报道国际事件。最近一段时期,中央也提出来要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加以看待,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未来一个时期,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将是主要任务之一。

第四,在政治关系领域,中国掌控大国关系的能力将显著增强,新型大国关系将是未来十年发展的核心。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提出基于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新型关系,也提出过基于万隆会议的与亚非拉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曾为中国的生存开拓了空间。大国关系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所在,大国间的稳定框架是中国发展的必要环境。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国正式提出与西方发达国家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不仅将进一步改善与传统西方力量的关系,也表明中国正逐步进入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带。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着政治强国、经济大国。从经济实力看,2012年前20大经济体中有6个在中国周边(日本、俄罗斯、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从国际贸易能力看,2011年亚洲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有6个,分别是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印度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经济体与中国有着非常紧密的政治联系,未来十年在政治关系上也将显著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特别是继续以“政经合一”的战略加以推进。

第五,未来十年中国与周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增强,在周边的境外利益将显著增大。周边利益的扩大不仅得益于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也得益于中国以合作、共赢的战略布局周边。未来十年,中国的沿海经济圈将提升与日本、韩国的深度联系,中国的西南边陲对中南半岛的影响力也稳步扩大,而西部大开发为巩固和提升与中亚、西南亚的关系奠定基础。随着十八大确立的互联互通战略的实施,中国通过铁路网、公路网的建设,将日渐形成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内大市场,中国对周边地带的带动力、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因此,尽管中国面临着美国推动的“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挑战,一个处于发展中状态的第一经济大国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拓展周边力量。以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地区全面经济合作(RCEP)谈判正在开展,中国势必要把握好机会、勇敢自信地参与开放性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2013年10月以来,中国政府相继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大力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蒙古国时提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辐射和带动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