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我见证了宫贺写作博士论文和之后成就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从一名优秀的博士生蜕变成一位新锐的青年学者，她眼中和笔下的学术理想一直那么明朗和明亮。

以我的理解，宫贺在《公共关系的文化想象》中试图解释和解决一个问题：除了功能主义和批判主义，公共关系研究是否存在第三种可能性？现代公关诞生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之中，它得以立足和铺展的核心理由，便是助力公共机构和大企业化解现代化进程中尖锐的劳资冲突、官民矛盾和阶层对立。这种应对危机、塑造形象、制造认同的强烈的功能或功利主义冲动，是涂抹在公关内核上的价值底色。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公关理论研究中，无论视公关为一种单向的信息控制还是双向均衡的沟通，无论将其理解为一种管理、传播工具还是关系协调手段，说到底都是为了因时因势改善和优化公关的功能。

同时，公关因其在权力寻租、话语控制和舆论操纵诸领域潜隐着致命的道德风险和合法性危机，也招致了持续、激烈的批判。这些批判甚至惊动了哈贝马斯和乔姆斯基等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譬如，哈贝马斯认为公关乃现代性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加剧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导致了“舆论一致基础的瓦解”和价值理性的凋敝。乔姆斯基提出，公关宰制大众心灵，使大众持续处于“无思状态”；公关污染了语言，并以受污染的语言建构了一个幻象的世界。

一边是对公关的功能主义想象，一边是对公关近乎“上纲上线”的批判，二者之间鸿沟深堑。宫贺在本书中的努力，便是要辟出一个中介地带，为二者提供缓冲、弥合或对话的可能性。她提供的方案是借由文化分析和修辞研究，铺就公关理论建设的第三条道路。她的论证是坚实、丰富且开放的，确有开路者的气象。我以下仅就修辞研究取向展开，循着宫贺的思路探讨“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一是修辞研究的超越性。传统的公关研究典范——所谓管理流派、传播流派和关系流派，皆属行为科学取向，而修辞研究则将公关理论建设拉回语言和人的存在。在现代公关的百年范式转换中，管理、传播和关系诸流派一直纷争不断，而三者实则相契相通：坚持效果导向，设计标准流程，优化策略选择，务求目标达成。这是一种典型的20世纪中后期以降兴盛的行为科学研究取向，强调目标、流程、方法和绩效。修辞研究则不然，它所关切的乃语言的适用，语言与权力、逻辑和情感的关系。特别是在新修辞学派那里，情感、直觉、意义、命运感乃至类宗教的本体认同，才是主体间相遇、交往的研究重点。如是，修辞研究实际上把人和意义，而非功能主义的绩效问题置于公关理论观照的中心。这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超越。

二是修辞研究对传统公关思想遗产的继承与复兴。在古希腊和中国先秦的古典公关思想中，修辞及其与真相、真理的关系是先哲们直面直解的一个大问题。在先秦，修辞乃治国、安民、立身的重要手段，譬如《尚书》认为“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倾听和采纳善言被视为清明政治的重要前提；在古希腊，修辞乃公民的基本素养，城邦政治、外交、战争和其他公共生活皆仰仗修辞之功——在良好的表达和意见交换之中，发现真相、辨明真理。就此而论，重续修辞研究乃拼接古今公关思想地图的一项伟业。

三是修辞研究既可以是功能主义取向的，同时也向批判主义开放，或可超越功能和批判的简单二元论。以修辞研究的框架重构公关理论，一方面可以探讨如何以良善的言说行事、致效，另一方面亦可从主体、文本和意义等维度切入批判。这是可贵的视域融合，有望避免功能与批判非此即彼的二元论陷阱。

综上，我非常愿意向学界和业界推荐宫贺的《公共关系的文化想象》。愿有更多人同行在她指出的第三条道路上。

胡百精

2017年8月8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

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