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区域工业产业的集聚化趋势

一 关于我国工业产业集聚趋势的文献回顾

对我国工业产业集聚趋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产业集聚化演变趋势的研究。吴学花和杨蕙馨（2004）利用集中度CRn、基尼系数、HHI指数对20个二位数制造业门类的集聚性研究表明，部分行业呈良好的集聚性，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行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等布局分散。潘文卿和刘庆（2012）在分析2001～2007年中国（省级）地区产业集聚HHI指数后表明，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区制造业产业进一步集聚的趋势减缓，经济相对欠发达的省区产业集聚趋势在增强。李杨（2009）选用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指数分别测度西部地区2004～2006年的产业集聚度，发现西部多数产业集聚程度在增加。李太平等（2007）则构建了我国制造业区域集聚程度θi指数，并计算了1993年、1997年、2002年和2003年θi指数值，结果显示，除烟草加工业、黑色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集聚下降外，其他行业均呈上升状态。王子龙等（2006）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和行业集中度CRn指标对部分制造产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994～2003年，除医药制造行业下降外，总体集聚程度不断提高。刘艳（2013）依托行业准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的三位数产业），测算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HHI指数，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度水平在2003～2010年呈现总体下降的态势。赵玉林和王芳（2008）应用商指数和集中度指标（CRn）对1995～2006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研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度越来越高。汪炜等（2001）对杭州市GDP平均增长率与1978～1997年集聚趋势的分析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后杭州市市区的集聚效应总体上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朱英明和杨连盛等（2012）重点分析了水土资源短缺、水体环境损害、需求规模、交易成本、地方政府竞争和累积循环效应对我国产业集聚的影响。

二是对产业集聚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陈建军和胡晨光（2008）对长江三角洲次区域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带动了上海市、浙江和江苏省的经济增长。陈建军、黄洁、陈国亮（2009）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企业跨区域发展促进次级产业分工、要素和产品的流动提升专业化水平、深化产业集聚、集聚呼唤集聚的“累积循环效应”是提高长三角区域竞争力的三个步骤。周兵和蒲勇键在研究我国一些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时发现，产业集群通过发挥集聚经济和竞争优势降低了产业集群的平均成本和产业集群中单个企业的平均成本，对其他地区的企业很有吸引力，能吸引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入集群地区，从而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此外，雷鹏（2011）的研究也表明，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江激宇（2005）认为，制造业集聚通过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劳动力和资本的集聚，使得区域劳动力数量提高和外商投资的增加，并因此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于铭（2007）的研究同样表明，产业集聚是通过加快劳动力和资本的集聚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张卉（2007）的研究则表明，在我国，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的是产业间集聚和产业内集聚。

从上述对我国产业集聚演变趋势及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要文献来看，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针对产业集聚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产业在地区之间的集聚，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而不是对各地区自身产业集聚性的考察。二是在总体上，研究所采用的数据集中于2007年之前，甚至更早，并没有充分体现我国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集聚的最新演变趋势。三是对我国产业集聚度演变趋势的研究，主要针对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集聚结果和成因，缺乏针对全国尤其是针对地级市层面经济增长进程中的产业集聚度演变趋势的研究。

二 数据处理与模型

1．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本部分内容为对我国区域工业产业集聚性趋势的探讨，选取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西藏）1990～2011年及79个地级市2000～2011年的工业行业大类的数据，分别计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地级市历年的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地级市历年的人均GDP。所有数据均来自各地区历年的统计年鉴。其中部分地区因为缺乏部分年份的统计年鉴，因而只截取了具备完整数据的各年数据用于本部分内容的分析。所采集的样本数据中，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为1990～2011年的数据，地级市样本地区及其数据年份如表2-3所示。

对于所采集地级市数据的分析，考虑到人均GDP的横截面可对比性，因而在测算各地区以2000年为基准的人均GDP数据时，均采用了以全国在2000～2011年的人均GDP数值、以上年为100%的人均GDP指数测算得到的人均GDP平减指数来计算得到各地区在2000～2011年以2000年为基准的人均GDP数据。并且由于所采集的数据中，并非全部地区均具备2000～2011年的完整数据，因此后文关于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均为非平衡的面板数据。

2．模型

课题研究对于各省工业产业集聚度随时间和人均GDP演变趋势的分析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为（2-1）和（2-2）：

其中i代表各省，Y为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标，t为时间变量，PGDP为人均GDP。

而对于地级市人均GDP演变趋势的分析采用面板数据模型（2-3）：

各变量及其含义分别为：Y为产业集聚度指标（HHI）指数，PGDP为人均GDP（元，以2000年为基准），i为我国地级市，t为时间。

三 省域工业产业集聚度演变趋势

1．集聚度（HHI）指数随时间的演变趋势

在计算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后，对时间t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4所示。

（1）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中，将北京、天津、福建和广东的数据区分为2001年及之前和2002年及之后两个阶段的分段回归，结果显示两个阶段的回归系数α均至少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并且两个阶段回归系数α的符号正好相反。2001年及之前的符号为正，表明这几个省份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在2001年之前均呈上升趋势，而2002年及之后的符号为负，表明在2002年之后这几个省份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呈下降趋势。此外，江苏和浙江两省1990～2011年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对时间变量t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表明这两个省在此期间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

尽管同为东部地区的河北、山东、上海和海南4个省市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在1990～2011年对时间变量t的回归系数α符号为正且至少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即这4个省市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在此期间呈上升趋势，但在如图2-3所示这4个省份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演变趋势中可见，河北和上海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事实上在2005年之后有一定的下降趋势，而山东在1993～2011年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基本保持不变且在2009年之后有一定的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514.23下降到2010年的512.12、2011年的505.12）。至于海南省，由于工业产业规模很小，其工业产业集聚度演变趋势并不会对东部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整体上可以认为，东部地区在1990～2011年，工业产业集聚度在早期上升趋势比较明显（2001年之前，2005年之后）则下降趋势较明显。

（2）西部地区。西部地区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西藏）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对时间变量t的回归分析中，除新疆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显著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只有四川和云南的回归系数α符号为负，即在此期间这两个省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呈下降趋势，而其余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回归系数α符号均为正，表明这8个省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呈上升趋势。但从图2-4中可以发现，这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广西、重庆、陕西、甘肃和青海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在2004～2011年也呈一定的下降趋势，比如广西从2004年的864.25下降到2011年的675.08，重庆从2007年的1567.57下降到2011年797.68，陕西从2006年的787.54下降到2011年的679.59，而甘肃则从2007的1393.28下降到2011年的1076.69，青海从2004年的1759.51下降到2011年的1271.95。但内蒙古、宁夏和贵州的下降趋势则不甚明显。因此，整体上可以认为，西部地区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在1990～2011年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07年部分省份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开始下降，但比东部地区（2001～2006年）要略晚一些。

（3）中部地区。表2-4中，中部地区除湖南省的回归系数α不显著外，其他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且，安徽、河南和湖北三省的回归系数α符号为负，表明该三省在1990～2011年的工业产业集聚度呈下降趋势，而江西和山西省的符号为正，即这两个省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在1990～2011年呈上升趋势。而从如图2-5和2-6所示的中部各省工业产业集聚度分布趋势图来看，江西和山西省的工业产业集聚度上升趋势比较明显；湖南省则基本保持在500左右而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而安徽、湖北和河南省则均呈现出两个阶段的下降趋势，并在两个阶段之间有短暂的升高趋势，从而导致对以2001年为分界的两个阶段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据此，可以认为，中部地区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演变趋势并不一致，既有湖北、河南和安徽3个省呈下降趋势，也有江西和山西两省呈上升趋势，还有湖南省并无明显的演变趋势。

（4）东北地区。如表2-4所示，东北三省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对时间变量t的回归除辽宁省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外，其他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且，辽宁省的回归系数α为负，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在1990～2001年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2002～2011年的回归系数符号为负。由此可以判断，辽宁省的工业产业集聚度在1990～2011年呈下降趋势，而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则在1990～2001年呈上升趋势，而在2002～2011年呈下降趋势。整体上，东北地区在2002年及之后的工业产业集聚度均呈下降趋势。

2．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随人均GDP演变趋势

如表2-5所示，1990～2011年，我国省域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均值在1997年前大致保持不变，之后呈升高趋势，并到2004年达到最高值989.88，而后逐渐下降到2011年的882.06。与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这种变化趋势相对应的是，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的方差也呈先升，而后下降的演变趋势，表明了我国省域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的分布由发散到集中化的演变趋势。

以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为因变量，以人均GDP为自变量，对1990～2011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6所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常数项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回归系数β尽管有符号的变化但均不显著。由此表明，我国的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随人均GDP的升高而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四 地级城市工业产业集聚度演变趋势

1．整体数据的分析结果

（1）散点图

如图2-7所示，样本地区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对人均GDP的散点图显示，当人均GDP较低（低于2万元）时，样本地区工业产业集聚度相对分散，HHI指标值在500～7000均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500～2000。随着人均GDP的提升，样本地区工业产业集聚度数值的分散化趋势逐渐减弱。但从中样本地区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的分布趋势看，并没有明显地体现出随人均GDP升高或下降的趋势。

（2）分段均值演变趋势

以所采集样本地区人均GDP最低值（3322.88元）为基础，以千元为区间值分段，分别计算3001～4000元的HHI均值作为人均GDP为4000元所对应的工业产业集聚度，4001～5000元的HHI均值为人均GDP为5000元所对应的工业产业集聚度，以此类推，得到如图2-8所示样本地区人均GDP分段HHI均值的演变趋势图。

从图2-8中样本地区人均GDP对HHI的分段均值演变趋势看，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均值整体上随人均GDP的升高趋于下降。这意味着，随着各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即使从我国地级城市经济区域角度看，对单一或少数工业产业的依赖程度也在降低。

（3）整体数据的面板数据分析

表2-7为对样本地区整体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结果。从Hausman检验结果看，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且反映样本地区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随人均GDP变化趋势的回归系数α均为负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从样本地区的整体数据看，我国地级市的工业产业集聚度随人均GDP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

（4）随时间演变的横向分析

表2-8为分别针对2000～2011年各年样本地区工业产业集聚度对人均GDP演变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所示，尽管常数项C均高度显著，但2000～2011年样本地区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α却均不显著。这表明，从分年度的横截面数据看，我国地级城市经济区域的工业产业集聚度并没有表现出随人均GDP的增长而升高或降低的趋势。

对比表2-7中对样本经济地区整体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结果与表2-8中分别对2000～2011年各年的一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认为，我国地级市工业产业集聚度随人均GDP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主要是时间趋势性的，而非截面数据性的。这表明，整体上，我国的工业产业集聚度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级市间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级市均呈现出工业产业集聚度逐渐降低的趋势。

2．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均值演变趋势的分组分析

（1）按经济区域分组

如表2-9所示，2000～2011年，各地级市的产业集聚度均值体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转折点为2003～2005年。其中，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度均值演变趋势比较一致，均体现为在2003～2004年达到极值后呈持续下降的状态。与上述四个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产业集聚度指标在2005年后快速下降，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集聚度则在2011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从各区域之间产业集聚度均值的对比看，整体上，2000～2011年，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度均值均低于900，在所有经济区域中最低；而东北地区产业集聚度在2007年之前均超过2000，是所有经济区域中最高的，但随后急剧下降，到2011年低于1000。同样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发现，环渤海地区、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度指标大致相似，而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度则相对较低。此外，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和海南三省的地级市产业集聚度在2007年之后则基本保持不变，介于1400～1500，到2011年，该地区的产业集聚度为所有经济区域中最高。

（2）按城市类别分组

如表2-10所示，从2000～2011年各城市分组产业集聚度（HHI指标）均值演变趋势看，同样体现为以2003～2005年为转折点，且在之前不断升高而之后趋于下降的演变趋势。从不同城市分组看，省会城市组的产业集聚度要明显地小于非省会城市组，工业城市组的产业集聚度要远大于非工业城市组，而经济中心城市组则远小于非经济中心城市组。

（3）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

如表2-11所示，2000～2011年，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等三组地级市的产业集聚度比较接近，并且都体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演变趋势，转折点同样出现在2003～2005年。相对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城市组的产业集聚度在2010年是三组中最高的，但到2011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组的产业集聚度降低到1252.03，略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组的1189.76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组的1075.43。

3．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对人均GDP的分组分析

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对人均GDP的分组分析结果如表2-12所示。

（1）按经济区域的分组分析

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版块经济划分方式，以及东部地区内环渤海湾、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包括广东、福建和海南）三个经济区域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重心的差异，分别对样本数据中属于东部地区-环渤海湾地区、东部地区-长三角、东部地区-东南沿海、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级市进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结果如表2-12所示。

如表2-12所示，首先从工业产业集聚度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来看，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均分别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上述地区的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体现出随人均GDP增长而降低的趋势，而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表明这两个经济区域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没有体现出随人均GDP增长而呈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其次，从分析结果的常数项来看，所有地区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常数项绝对值由高到低的地区依次为东北地区、环渤海、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南沿海、长三角，表明我国的主要经济区域中，东北地区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最高，而长三角最小。

（2）按城市类别分组的分析

本部分内容将对样本地级市按省会与非省会、工业城市与非工业城市、经济中心城市与非经济中心城市进行分组分析。如表2-12所示，对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度（HHI指标值）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非省会所在地区的产业集聚度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则高度显著；对工业城市与非工业城市组的分析结果则表明，二者的产业集聚度（HHI指标值）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对经济中心与非经济中心城市组的分析结果则表明，二者的产业集聚度（HHI指标值）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但经济中心城市城市组既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正，也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而非经济中心城市组则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从各分组区域回归结果的常数项看，省会城市组的常数项值远小于非省会城市组，工业城市组的常数项值远高于非工业城市组，经济中心城市组的常数项值远低于非经济中心城市组。上述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的提高，非省会城市组的产业集聚度高于省会城市组，但产业集聚度在非省会城市所在地逐渐提高而在省会城市所在地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工业城市组的产业集聚度高于非工业城市，但在工业城市组和非工业城市组产业集聚度均未体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非经济中心城市组的产业集聚度远大于经济中心城市组，但在经济中心城市组产业集聚度趋于提高而在非经济中心城市组则趋于降低。

（3）按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组分析

以2011年人均GDP（2000年基准）按照45000元以上、28000～44999元、低于27999元分别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三组，各组的样本数量依次为26、26、27。分析结果参见表2-12。如表2-12所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组的产业集聚度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高度显著且符号为负，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组的产业集聚度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组的产业集聚度对人均GDP的回归系数高度显著且符号为负。从回归结果的常数项看，常数项的值由高到低依次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产业集聚度上，由强到弱依次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较高组的产业集聚度均体现为随人均GDP的升高而降低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组的产业集聚度未体现出明显地随人均GDP的升高而升高或下降的趋势。

五 关于我国地区工业产业集聚性趋势的结论

关于我国区域工业产业集聚性趋势分析的结论有：第一，从全部样本地区、研究时间区间看，尽管我国工业产业集聚度均体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从分年度的横截面数据看，我国省域和地级市的工业产业集聚度均没有表现出随人均GDP的增长而升高或降低的趋势。第二，1990～2011年我国省域工业产业集聚度由升高到下降的转折点在2002～2007年。而对地级经济区域的分析则表明，按照经济区域、城市功能和经济发展水平分组，2000～2011年，各分组地区的产业集聚度均值均体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转折点为2003～2005年。两个层面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先升后降的转折时间大致相同。第三，依照经济区域分组，产业集聚度HHI指数对人均GDP的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中的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工业产业集聚度HHI指数体现出随人均GDP增长而降低的趋势，而东南沿海和中部地区的工业产业集聚度指数没有体现出随人均GDP增长而呈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第四，依照城市功能进行分组，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产业集聚度在非省会所在地逐渐提高而在省会所在地则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在工业城市组和非工业城市组产业集聚度基本未体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在经济中心城市组产业集聚度趋于提高而在非经济中心城市组则趋于降低。第五，依照经济发展水平分组，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较高组的产业集聚度均体现为随人均GDP的升高而降低的趋势，而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组的产业集聚度未体现出明显地随人均GDP的升高而升高或降低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