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1．拉美及亚洲部分国家的失败案例及教训

考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和地区，人们普遍认为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最为典型，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5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30年，但之后却长期陷入泥潭，徘徊不前，成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而且自身还出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基于世界银行的收入分组标准，在30多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拉美地区占了13个，因此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拉美化”问题。图1-2给出了1970—2015年拉美及亚洲部分国家以2005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主要包括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从总体趋势上看，这些经济体的人均GDP仍旧呈上升趋势；但从这些经济体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来看（见图1-3），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其人均GDP水平停滞在美国人均GDP的10%—25%的水平上，特别是近年来该比值还呈现下降趋势。

表1-3给出了拉美及亚洲部分国家1987—2015年的组别变化，这五个经济体基本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从低中收入组别进入高中收入组别，但只有智利在2012年起迈入高收入组别，阿根廷曾在2014年一度迈入高收入组别，但2015年又跌出高收入组别；其余三个经济体一直在高中收入组别，其间巴西有几年还回落入低中收入组别。

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来看，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一些共同特征，归纳起来主要是：第一，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差，经济增长不稳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大，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紧随较快增长的经常是停滞甚至严重的衰退。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1950—1980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别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这20年间，则分别降至2.2%、1.7%和2.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间，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不稳定的影响，是政治周期决定了经济周期，在拉美国家中形成了“精英治国模式”和“民粹主义模式”的循环：靠军事政变等手段上台的政府用高压手段启动增长，导致不平等扩大，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由军政府向民选政府过渡后，为了获取政治支持，当政者向民众做出不切实际的福利承诺，但因国内财力有限，普遍采取了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政策，随之而来的高通货膨胀使民众的不满不断累积，军事政变又将发生。

第二，脆弱的金融体系和沉重的债务负担。拉美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往往与外债负担沉重、本币币值高估、通货膨胀严重等因素紧密相关。拉美经济体的债务负担主要来自进出口逆差形成的巨额外债，以及国内超前的福利水平使政府背负的公共负担。这些国家漏洞百出的金融体系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本国经济发展有效地筹集资金，也没有建立严格谨慎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体系的漏洞形成巨大的套利空间，引发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攻击和打压，直至爆发大规模的金融震荡，导致不时出现金融体系的崩溃，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东南亚国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经济体长期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向国外借款过多；金融市场开放的自由化程度与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失当，人为维持的汇率高估使本币币值与实体经济和外汇供求严重脱节；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泡沫经济现象严重。

第三，错误的发展战略。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时隔40年后的今天仍在原地徘徊。导致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原因是，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没有及时转换发展方式，反而继续依靠高投资率和高物质消耗来推进经济增长，这种过度依赖低成本优势的战略无法维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拉美为发展自身经济，先后实施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尤其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时期。但在进口替代阶段，国内工业的发展以被高度保护且容量有限的国内市场为基础，一方面难以达到和充分利用规模效益，反而受到生产成本的制约；另一方面本国产品并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一旦进口保护放开，本国的工业体系仍然容易受到冲击。例如，巴西制造业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向资源加工业和出口加工装配业倾斜，而封闭经济下因规模约束和竞争不足而相对脆弱的一些民族工业部门因受到开放市场中的激烈全球竞争而被迫退出，使得巴西的工业布局发生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制造业化”，在进口替代时期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到破坏。截至2015年，巴西的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9.1%、35.6%（制造业为23.6%）和56.3%。而且拉美经济体先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其发展战略并没有因时而变，没有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是通过关税等手段，操纵商品价格和工资等要素价格，导致国内市场资源配置错位。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能源危机迫使世界产业结构开始进行优化升级的时候，巴西经济开始衰弱，80年代巴西的投资大幅减少，难以引进所需的新技术，巴西制造能力、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相对落后，出口复杂度不断下降，这影响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出口扩张的数量边际受到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口数量向经济增长的传导。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在发展中也先后采取了类似于拉美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而且也取得过不错的成效。在出口导向阶段，这些东南亚国家大多承接的是附加值极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而没有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

第四，收入差距过大。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拉美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一些国家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的收入比重超过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20倍，基尼系数长期位于警戒线之上，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基尼系数甚至超过0.55，这些数据远远高于OECD国家0.35的平均水平。例如，巴西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经济发展所增加的财富主要集中于大企业家、大庄园主和企业白领阶层手中，权势阶层对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集中整合，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下降，社会两极化现象加剧；在20世纪90年代，在巴西大体完成发展模式转型后，其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直至2003年后情况才略有好转，但目前其基尼系数仍超出0.5。这种社会阶层之间分化和割裂酿就的社会冲突吸附绝大多数的政府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为了赢得民众支持，拉美国家的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卫生、教育、扶贫、就业、工资和税收等领域都制定了有关的社会政策，有些国家甚至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确保社会政策的稳定性，由此形成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福利赶超”现象。在政府支出方面，巴西在1960—2011年政府支出平均占比分别为14.7%，超过同期高收入国家日本14.5%的水平，而同期美国的政府支出平均占比则为16.7%。2011年，巴西政府支出占比突破20%。与巴西相比，另外三个拉美国家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的政府支出水平则相对低一些，但在1960—2011年也分别达到了10.6%、9.4%和11.9%。由于政府财力不够，这种收入不平等与社会冲突诱发的“福利赶超”更加恶化了政府的财政能力，加上利益集团掣肘、管理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很多社会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公共服务短缺现象普遍存在，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受益更少，从而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功能失灵，而这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陷入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其他地区的经济体也同样面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马来西亚为例，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20世纪90年代后始终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在这种收入分配格局下，“不平等陷阱”的日益凸显，不仅意味着这些经济体缺乏调节收入分配的正常机制，也表明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长期存在不平等，并且形成了自我循环机制。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导致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增长对内需的刺激效果有限，造成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而且引发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五，创新能力不足，缺乏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和技术进步所驱动的。在发展的初期，往往更多地借助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来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后发优势的减弱，技术进步和高素质的人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原有的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的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的动力。例如，在技术进步方面，阿根廷在1992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例为8%，到2011年只增加了0.03个百分点；巴西在1989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例为6.3%，虽然在2001年达到19.5%，但之后又逐年下降，一直降到2011年的9.7%。在1989—2011年的22年里，巴西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只增加了3.4个百分点。墨西哥在1989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之比为10.1%，2011年为16.5%，只增加了6.4个百分点。智利在1990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比例为4.7%，2011年为4.6%，反而减少了将近0.1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这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在1998年，马来西亚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比例为40.6%，2011年为43.4%，只增加了2.8个百分点。因此技术进步是上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一国应该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自身具有优势的高技术战略性制造业，以累积更多的技术创新能力。

第六，利益集团之间斗争激烈。拉美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扩张，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这导致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社会财富占有的不断集中，进而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中产阶级的流失。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减少政府干预，开展利用国际市场机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初始，土地所有者集团推行利于自身的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有偏差的经济政策逐步不利于自身发展时，集团更多地关注于分配性努力从而导致制度转向。如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停滞、严重通货膨胀后，巴西开始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到1997年完成了钢铁、石化、化肥、铁路、电力部门的私有化，但国企私有化出现了私人垄断资本家和大量的下岗工人，完全背离了国企改革的减少国家债务、增加政府收入和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力的目的。1973年智利军政府上台以后，率先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虽在短期内帮助智利经济走出困境，但是长期来看给智利带来了诸多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

此外，政治腐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政府官员通过干预经济生活，如通过税务稽查，政府采购招标、审批权等来谋取利益，导致腐败滋生。世界银行2009年对巴西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腐败成为企业经营的一大障碍，如中小型企业的财务系统不完备，为此24.2%的企业愿意向税务稽查员行贿。中小型企业为了获得发展贿赂的比例要高于微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企业花费大量的资源行贿而不是建设与发展，不利于产业的优化升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99年是马来西亚威权政体的形成阶段，马来西亚通过威权政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完成国民经济起飞。但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马来西亚仍继续沿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腐败问题、权力寻租、市场行为扭曲现象大量浮现，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义和种族文化影响，严重破坏了马来西亚的社会民主和社会安定。1971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带有明显的种族倾向，依照新经济政策规定，银行贷款、商业经营许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马来人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国人的经济比率调整目标。这项政策严重打击了马来西亚非马来资本的生产积极性，造成马来西亚大量私人资本出逃，严重影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由于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济运作，导致马来西亚出现金钱政治。加上国内对权力缺乏坚强有效的监督机制，马来西亚权力泛化滥用现象严重，权力作为要素流入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恶化马来西亚整体经济环境，严重妨碍了马来西亚私人资本增长。经济社会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没能随着中等收入阶段的到来实现根本性的调整和转变，俘获政府成为了各集团的首要目标，政府成为某一分利集团的代言人，这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重要原因。

2．东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

在20世纪中后期，东亚先进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特别是注重发展高科技制造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效率，这为其快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条件。东亚地区被公认为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从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来看，这两个经济体都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和经济高速增长。通过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促进经济投入要素的结构升级，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把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战略转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立国战略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制定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就把发展经济作为根本任务。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连续制定了诸如“贸易立国”这样的中长期规划，这些规划促进了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20世纪7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带来资源匮乏的实际情况以及产业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现实矛盾，日本政府加快实施了以产业“绿色化”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将产业结构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从基础材料型产业向汽车、机械、电子加工等组装型产业转移，这一时期电子计算机、信息产业等成为发展重点，“后工业化结构”逐渐形成。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开发节能技术、新能源和石油替代技术，日本分别于1974年和1978年提出了“日光计划”和“月光计划”，前者是太阳能、煤能、地热和氢能等新能源开发计划，后者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

韩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高速增长，首先，这主要得益于其在这期间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韩国在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时就注意建立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能源危机频发，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韩国又适时求变，通过“科技立国”发展战略的实施，逐渐改造其“出口导向型”经济，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韩国1973年颁布《技术研究开发促进法》，经1977年和1981年两次修改，从税收等方面给创新企业多种优惠政策。政府还不断推出促进企业创新的激励政策，通过实施技术转让所得税及市场开发减免制度、促进国内技术产业化优惠政策以及对技术集约型企业的发展给予税收优惠等多种手段，促进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此后，韩国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行业最终由轻工业逐渐转向技术密集型重工业，经济增长保持了持续的高速状态。1985年年底，韩国通过了《产业发展法》，突出强调市场在产业发展和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政府的产业政策从倾斜型转向功能型，从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市场力量，为产业优化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韩国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从东亚先进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来看，经济增长每向前跨越一个阶段基本上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重大升级。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历了轻工业（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三个发展阶段。几乎每隔十年一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方面，主要体现在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与贸易结构是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反映，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伴随着外贸结构的升级。1970年日本和新加坡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就已经达到46%、21%。在20世纪60年代后，韩国结合国际竞争的需要，及时出台必要的产业政策，促使动态产业竞争优势持续扩大。通过不断提高产品复杂度，着力生产和出口科技导向型产品，出口成为韩国经济增长较为稳定的动力来源。韩国经济虽然比日本经济发展较晚，但1990年在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也已达到40%以上。可见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顺利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再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化，其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培养出了高附加值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其次，推动科技创新。东亚先进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注重科技优先发展。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它们致力于国内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改变了原来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战略，开始注重自主研究开发。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专门制定法律，促进“创新中心型”科技园区的建立，加快向电子工业时代迈进。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通产省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科学技术厅也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198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高技术工业集中开发促进法》，旨在创立集产业、学术和居住功能于一体的高技术产业都市；加大培育具有战略性的高新产业，把物质材料科学技术、信息电子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软科学、尖端性基础科学技术、宇宙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地球科学技术等“基础性、先导性”科学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重点，并将物质材料、信息电子、生命科学及宇宙开发作为重点开发领域，配套实施优惠和扶持政策。日本通过技术立国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性产业，标志着日本技术进步从“模仿时代”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阶段”，实现了由技术模仿向技术自主创新的转变。

韩国在通过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实现“汉江奇迹”之后，也陷入了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开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为进一步实现产业和结构的升级，韩国政府从产业扶持转向了鼓励创新和自由竞争，重点培育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制定了《技术研究开发促进法（1973年）》，加快产业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提出了“技术立国”方略，并于1985年制定和颁布了《科技促进法》，引导国民经济各部门以技术开发为先导，增加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建立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1980年韩国R＆D经费投入强度为0.56%，1983年提高到1.13%，1993年则增加到2.12%，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韩国转变发展战略的经验表明，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必须放弃低成本优势战略，转向鼓励创新活动，依靠产品创新和差异化来获得竞争优势。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优化。东亚先进经济体技术进步之所以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具有良好的教育和培训体制。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首先就是加强义务教育，促进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当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又将改革的重点转向中等和高等教育上来，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其发展，特别是注重中等技术人才的培养，通过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等措施来培养技术创新人才。韩国在经济发展早期，政府更多地强调中等教育为制造业批量化生产提供适宜的工人的作用。这种教育的扩张不仅适应了工业升级所需的一般技术和专业人力资源，而且促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随着初等教育的普及，韩国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一系列教育改革，韩国政府也开始改变政策强调高等教育。韩国在20世纪80—90年代，年教育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9%，与经济性支出的比例几乎相等。韩国政府通过教育政策持续改变来达到经济计划的目标，迎合变化的市场需求，为韩国经济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期，提供了大量充足的技术劳动力。

最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国民收入均衡增长。良好的收入分配状况之所以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条件，主要是因为它有利于形成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很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开始转向消费主导型，居民消费大大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超过投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贫富分化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东亚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得益于其良好的收入分配状况。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进入“萧条”阶段，经济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经济二元结构显著、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增长、人口红利即将耗尽、个人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日本为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政府主要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农民收入。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农产品价格上涨大幅领先于其他商品。为了提高工人工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明确规定了“按地区与产业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为若干集团，每个集团确定统一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的确立对于缩小工资差距和提高整个工资水平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大大增强了市民的购买能力，民间投资也不断增加。政府通过使农产品价格不断提高来增加农民收入，以及通过推进农村生产机械化进程和农村水利化建设等措施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些都极大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二元结构难题的解决。从基尼系数的变化看，日本的基尼系数在1966—1990年基本保持在0.35左右的水平。

韩国作为后发国家，在经济腾飞之初，与其他国家一样，二元经济结构显著。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严重的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成为影响社会分配状况的主要因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大力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发展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收入分配状况过度恶化引发民众不满情绪，韩国开始改变“先增长后分配”的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分配秩序、促进教育均衡、支持农业发展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这使其基尼系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韩国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5下降为1995年的0.32，始终低于0.4的警戒线，处于比较平均和比较合理的区间内。1987年韩国进入民主化转型之后，韩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迅速发展，形成了社会保险、社会补救和社会福利服务三个层次的完整社会保障体系。1971年韩国政府启动了“新社区运动”，大量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集中力量支持农村的经济建设。政府除了在经济建设上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外，还对农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事业加大投资力度。韩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年轻人到农村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