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全球，“欧洲文化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曾从黑格尔的经典形态开始，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风靡世界，甚嚣尘上；时至今日，这种文化偏执论仍然在不少国家的文化界和思想界时隐时现。在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曾掀起“全盘西化”、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的狂潮，虽然这股狂潮很快平息，但其潜流不可低估，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沉渣泛起，影响甚大；时至今日，仍有国人尤其是有些青年人以崇尚西方文化、西方思想、西方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为荣，将东方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抛于九霄云外。然而，有一位伟大的哲人与众不同，他逆“欧洲文化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潮流而动，以毕其一生的超人精力，照彻人心的等身著作，远涉重洋的若干演讲，尤其是彪炳千秋的不朽诗篇，极力阐扬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赞颂东方精神的温良可贵，展现梵爱和谐的无穷魅力。他就是印度的神圣哲人、文坛的一代宗师、诗坛的泰山北斗——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思想深邃，人格崇高，他不仅是印度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小说家、剧作家、画家、音乐家、印度国歌的词曲作者，“在南亚近代和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而且是一位蜚声世界、饮誉全球的伟大诗人：在印度，他被尊为“诗圣”；在世界，他被称为“诗哲”。泰戈尔“主要是位诗人，但他比西方意义上的诗人要伟大得多”，他“像太阳一样给自己时代以光和热，给自己国家的道德和精神世界以生命”。泰戈尔一生著有诗集68部（不含“作品集”，“选集”，诗歌与散文、论文、小说、戏剧等合集中的诗集），其中生前出版62部（包括泰戈尔自译的英文诗集《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格比尔诗百首》等诗集），逝后出版6部；长篇小说11部，中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9部；戏剧50部（其中生前发表44部，包括诗剧9部，逝后出版6部）；关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方面的论文集30部（其中生前出版24部，逝后出版6部）。此外，泰戈尔还创作了歌曲2100余首，绘画1500余幅。泰戈尔是“20世纪初既属于印度和东方世界，也属于西方世界的一位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1913年，泰戈尔凭借内涵丰富厚重、诗意优美隽永的诗集《吉檀迦利》荣登诺贝尔文学奖神圣殿堂，由此奠定了他在印度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像他这样伟大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天才诗人，在世界诗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印度文学评论家，《泰戈尔传》的作者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1907—1992）满怀深情地评价泰戈尔道：“在现代作家中他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一方面，精通文学艺术的孟加拉专家喜欢他的诗歌和散文，博学的教授撰写了一部又一部有关他作品的论著；另一方面，在加尔各答人口密集的大街小巷和孟加拉偏僻的乡村，具有纯朴感情的人们，也同样在陶醉地吟唱着他所创作的歌曲。”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梵学佛学家季羡林（1911—2009）高屋建瓴地评价泰戈尔“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把诗歌创作和哲学思想水乳交融地糅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季羡林还站在世界文学的制高点上阐明泰戈尔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自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加入世界文学行列以后，“中国大力介绍世界文学，其国别之多，作家之众，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举世稀见。在所有被介绍的外国大作家中，泰戈尔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的作品直接影响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新文学的创作”。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国家级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曹顺庆（1954—）以世界文学的高度、跨文明的全球视野，评价泰戈尔是“东西方都能接受并受其影响的世界级的诗人”。著名翻译家、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的贾植芳（1915—2008）则从中国文化、文学、作家和读者跨时代所受影响的视角评价泰戈尔，认为泰戈尔是“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中国的许多现代作家，如徐志摩、冰心、郑振铎都受过他的影响”，“作为文学家的泰戈尔无疑是世界文学的一座丰碑，也是亚洲文学的骄傲。他的诗，如《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周恩来（1898—1976）曾以外交家、共和国总理和文学界知音的身份对泰戈尔予以高度评价：“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基于对泰戈尔生平经历、代表诗集、代表哲学著作及其与我国现代早期新诗生态的关系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泰戈尔的言论、思想，尤其是诗歌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梵爱和谐思想”，其“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生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释义
学者、专家一般认为，泰戈尔的核心思想是宗教哲学思想、佛教思想、人格至上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爱尔兰著名学者、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旧译夏芝，1865—1939）认为泰戈尔的“艺术渐渐深沉了，成为宗教的与哲学的；所有人类的灵感都在他的颂歌里”。在叶芝看来，泰戈尔的思想和艺术就是宗教与哲学的思想和艺术。张闻天（1900—1976）说：“太戈尔完全是印度哲人的承继者”，“一个直觉的哲学家，他已经升到小我之上，已经得到意识的真自由……古印度的哲人，他们打开束缚，启示他们的灵魂在大经典的里面。这就是太戈尔！”在张闻天看来，泰戈尔是继承印度先哲宗教传统、开启印度人灵魂的杰出哲人和诗人，既然如此，那么泰戈尔的思想就是烙上诗人印记的宗教哲学思想。陈独秀（1879—1942）认为，泰戈尔反对物质文明的思想是典型的“佛教思想，我们已经够受了，已经感印度人之赐不少了”，他偏激地认为泰戈尔的佛教思想于事无补，于国无益。徐志摩（1897—1931）从人格的视角切入道：“泰戈尔在与我们所处相仿的境地中，已经很高尚地解决了他个人的问题，所以他是我们的导师、榜样。他是个诗人，尤其是一个男子，一个纯粹的人；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他的人格。”徐志摩最崇拜泰戈尔的伟大人格，因此他认为泰戈尔是人类前行的人生导师，泰戈尔的精神集中表现为人格的独立、纯粹与崇高，泰戈尔的思想集中表现为包含人性、人道在内的人格至上主义。瞿世英（1901—1976）也认为，“太戈尔是以伟大的人格濡浸在印度精神里面，尽力地表现东方思想”。克里巴拉尼《泰戈尔传》的翻译者倪培耕说：“歌德等德国古典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追求完整而和谐的人，恰恰是泰戈尔终身倾慕的人道主义理想。”倪培耕认为，追求成为“完整而和谐的人”是泰戈尔作为人道主义者的人生理想，泰戈尔的思想内核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不可否认，宗教思想、人格至上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确是泰戈尔思想的重要构成元素，但是笔者认为，泰戈尔的核心思想是“梵爱和谐”思想。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泰戈尔的思想是一个丰富复杂完善的系统，是东西方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晶。如果将泰戈尔的思想比喻为一棵根深叶茂、干壮果硕的大树，那么印度传统文化的梵我合一思想是它的根基，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的泛爱论是它的枝叶，万有和谐的思想是它的主干，梵爱和谐的思想则是它的果实。也就是说，泰戈尔的思想以本土的梵我合一思想为基础，合理吸收了西方的泛爱论，运用万有和谐的宇宙观将梵我合一和泛爱论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梵爱和谐”的思想。
泰戈尔的梵爱和谐思想首先是梵我合一的思想。泰戈尔认为，宇宙中的人和万物都是生机勃勃、不可亵渎的生命，这些林林总总的个体生命构成了宇宙的生命系统，这个生命系统来源于一个无形无状、却无处不在的精神本体，这个本体就是“梵”（Brahma），因此，“梵”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精神存在，是宇宙意识和最高灵魂，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梵的精神“实质上它是万物的生命和光芒，它是宇宙意识”，它是最高灵魂，“在那心灵的永恒圣地，最高灵魂已经完整地闪现。所以《奥义书》云：‘在至美至洁的内心宇宙和心空，深知灵魂中有真智和无限的梵天者，能实现全部愿望’”，作为宇宙意识、最高灵魂的“梵”无所不在，“不能说我们像发现了其他事物一样发现了梵。……我们只要舍弃私我就会发现梵无所不在”。既然梵无处不在，涵盖着宇宙万物，主宰着人间万事，那么它的力量就是“无限”的；既然梵涵盖着宇宙万物，那么当然就涵盖了“我”和“自然”，支配着“我”的灵魂和自然的生命。泰戈尔认为，梵不仅居于“无限”的宇宙空间，显于世界万物，而且潜藏在“有限”的“个我”的灵魂之中，因此潜居于人体中的梵就主宰着个我的灵魂和意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已经沉浸在梵的意识中”，可见“梵”与“我”是同一的，不可分离的，是心心相属、融为一体的，“最高灵魂接纳了我们的灵魂。两者举行了婚礼。梵天从此没有私物，因为他已与我们的灵魂结合。在无始的元古时期，已为婚礼诵念了祈福的咒语，大声宣告：我心属于你，你心属于我”。从哲学视角来看，“梵”与“我”是同一的，“梵”就是“我”，“我”就是“梵”，“我”是“梵”的幻化形体，“梵”是我的最高本体，因此梵我合一，我梵一如。梵我合一思想不仅包含着和谐、整体的思想，而且蕴含着辩证、平等的精神。从人生观视角来看，人生的终极关怀就是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人生就是快乐圆满的。
泰戈尔的“梵爱和谐”思想也是“爱的哲学”。王统照（1897—1957）最早将泰戈尔思想的核心概括为“爱的哲学”，认为泰戈尔是“爱的哲学”的创造者：“太戈儿却不仅是印度正统之宗教的实行者，并且为‘爱’的哲学与创造者，‘爱’的伟大的讴歌者。”泰戈尔认为，作为观照万物、爱怜众生的“梵”，潜居于人体之中与“我”的个我灵魂结合，便化为一种深沉的“爱”。爱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原动力，爱使生命完满。泰戈尔在其哲学代表作《人生的亲证》中充分阐述了爱的真谛、作用以及爱与梵的关系：永恒的甜美的爱构筑起人生的乐园，“在那里，我们的爱才结果，我们的生命才完满”，“爱不仅是感情，也是真理，是植根于万物中的喜，是从梵中放射出的纯洁意识的白光”。泰戈尔在《爱之实现》中阐述了爱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从爱中生的，世界是被爱所维系的，世界是向爱而转动的，又是进入于爱之中的。”“爱”是泰戈尔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爱者”，“人在本质上既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是世界的奴隶，而是爱者，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完成都在于‘爱’，爱的别名就是‘包容一切’，由于这种容纳力，这种生命的渗透力，使人类灵魂的气息与弥漫于万物中的精神才能结合起来”。郑振铎（1898—1958）分析了泰戈尔其人与爱的关系，揭示了其“爱的哲学”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他是一个爱的诗人（The Poet of Love）。爱情从他的心里灵魂里泛溢出来，幻化了种种的式样；母的爱，子的爱，妻的爱，夫的爱，情人的爱，爱国者的爱，自然的爱，上帝的爱，一切都在他优美的诗歌里，满声而恳挚地唱出来。”由此可以说，泰戈尔“爱的哲学”所蕴含的思想是一种“泛爱”或“博爱”思想，如果由近及远、由微观到宏观地加以剖析，那么这种“爱的哲学”包含了自然之爱、恋人之爱、夫妻之爱、母子之爱、他人之爱、祖国之爱、人类之爱等多层面的元素。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泰戈尔“爱的哲学”首先表现的是“自然之爱”，因为人类只有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自身生存的基本条件。在泰戈尔看来，“梵”是世界的创造者，世界万物（包括人）皆由梵所化育，人与梵、与大自然具有最元初的亲密关系，作为“森林民族”的印度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尤其如此，所以泰戈尔的爱首先给予大自然，他从小就对美丽宽容的大自然充满无限的爱，常常对大自然赞美有加，他认为和谐的大自然对人格、人性具有永恒的作用，他说：“我证悟的第一阶段，是由于我对大自然的亲密无间的感觉而实现的——这里所谓的大自然，并不是对我们的心灵开启其信息渠道并与我们的活生生的肉体有着物质关系的那个大自然，而是以各种表现满足我们的人格需要的那个大自然，这些表现以其多样的形式、颜色、声音和运动的和谐……它对我们的人性具有永恒的作用。”因此，自然塑造了人类的秉性和人格，爱自然就是爱人类自身。
在人与人（包括母亲、儿童、恋人、他人等）的“爱”的关系中，泰戈尔既是一位倡言爱的导师，又是一位实践爱的仁者。泰戈尔认为儿童是梵天的使者，是人类生活的希望，是母亲心中的宝贝，是未来世界的新月。因此他一生钟爱天真纯洁的儿童，对儿童充满慈爱之情，他的言行和诗歌常常表现出深似海、纯如玉、甜如蜜的母子之情或父子之情，如“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的小小一隅里，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所拥抱，其甜美远胜过自由”，“他用了可爱的脸儿上的微笑，引逗得他妈妈的热切的心向着他，然而他的因为细故而发的小小的哭声，却编成了怜与爱的双重约束的带子”。在爱情观上，泰戈尔说：“真正的爱能排除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扩展自己的极限。”泰戈尔认为，“爱与被爱”都是自我灵魂的快乐追求，情爱的完美及其最高境界在于和谐，“一位情人为了实现他的爱必须有两种意志，因为爱的完美在于和谐，是自由与自由之间的和谐”。对于素不相识的人，泰戈尔主张要怀有博大的仁慈之心，博爱众人，体现梵心，这样才能达到人生的终极目的——“梵我合一”：人们为了与伟大灵魂合为一体，必须做到“在你的上方，在你的下方，在你的四面八方，保持你对全世界的同情与无量慈悲，其中不要有障碍，不要有任何害人之心，不要心怀敌意。除睡眠外，无论立行坐卧，常怀此念，是谓生于梵”。
在个人与祖国、民族、人类的利益的关系中，泰戈尔不仅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鲜明地主张个人可以为祖国牺牲一切乃至生命；而且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他坚定地认为人类是超乎一切国家之上的，因此热衷于为整个人类服务。泰戈尔是“印度国家主义的诗人”，“对于上帝的爱与祖国的爱，是他的生命里的两个主要的特色。上帝是他永久的伴侣，祖国则是他常常想到的目的物”。季羡林对泰戈尔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诗篇精神给予了切中肯綮的定论：“他关心自己民族的兴亡，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抗议英国的鸦片贸易，抗议法西斯的横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华，关心周围的社会，同情弱小者、儿童和妇女，歌唱世界大同。所有这一切都表露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既是低眉善目的菩萨，又是威猛怒目的金刚。”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认定泰戈尔“是个爱国者，是个热爱整个人类的爱国者。他毕生支持社会主义并为之奋斗”。从爱亲人、爱众人和爱祖国的亲证出发，泰戈尔的思想进一步发散、拓展、提升到爱人类、爱和平的无上境界。泰戈尔的爱的哲学，对于亚洲、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具有伟大的使命意义，因为人类的永久和平与自由发展存在于各国人民的和谐之中。从这个视角来看，泰戈尔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是人类的伟大良心。他说：“我要再说一遍，除非我们爱人类，否则我们决不能对人有正确的认识。文明不是依靠已发展的众多的权力来判断和评价，而是依靠人类的爱，依靠法律和制度所体现出的进步程度。”泰戈尔认为“人类是超乎一切国家之上的。国家的，种族的各种分子，以及他们在人类社会里的合作是宇宙和谐的发展的要着”，东方与西方“必相遇于友爱，和平与相互了解之中”。
在泰戈尔看来，宇宙是一个生命的整体，人和万物都是宇宙的生命，人和万物的个体生命都由宇宙生命维系着，统率着，这个宇宙生命就是“梵”，“梵”与人的生命情感“爱”是和谐协调的，“宇宙是统一的，接续不断的。宇宙与个人亦是统一的，调和的，都是惟一生命之运行。日夜在我血脉中运行的生命之流亦运行在宇宙中和谐的跳舞着。…在生死之海波中亦是这惟一生命在那里摇动。四肢为此生命世界所感触便觉着十分荣耀”。宇宙中全是生命，全是运动，我们爱生命所以爱生活，而生命的起源、价值和意义就是爱。“梵”与“爱”是和谐一体的，梵虽隐而不见、不可言表，但个我可以通过生命情感的“喜”和灵魂的“爱”来体验梵，从而证悟梵爱和谐、梵我合一。泰戈尔常常把“爱”称作“喜”、“乐”，他认为“梵”与“喜”是和谐的，生命的整个目标是梵爱和谐，所以他认同《奥义书》所说的在梵中获到生命圆满、实现人生目标的观点：“必须意识到被梵绝对包容的生命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专注的行为，它必须是我们生命的整个目标。在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中都必须意识到无限者的存在。”对于泰戈尔的思想，季羡林先生作过精要的概括：“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
概而言之，笔者认为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要义是：“梵”是宇宙的最高主宰、最高灵魂，“我”是宇宙的个我灵魂；就其实质而言，“梵”不是“神”，而是大自然伟大的无限生命，“我”是宇宙的有限个我生命；梵存在于万物之中，潜伏于人体之内；万物是梵在自然界的显现，人是梵在世界的化育。因此梵我一如，我梵和谐。“梵爱和谐”思想包括梵我合一、泛神论、爱的哲学等重要内容。“梵我合一”不仅包含我梵一如的和谐思想，而且蕴含梵即我、我即梵的平等思想；“泛神论”不仅包含一切皆神、一切无神、自由创造的世界观，而且蕴含我即神、神即我的平等思想；“爱的哲学”不仅包含爱所有人、爱一切物（自然、宇宙、动植物）、物我合一、我物一体的泛爱、平等思想，而且蕴含爱祖国、反殖民，爱和平、反战争，爱光明、反黑暗，爱自由、反禁锢，爱生命、反迫害的博爱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因此，“梵爱和谐”是大自然伟大的无限生命与人类因爱而生的个我生命、与爱相关的珍贵感情的整体和谐，即生命的整体和谐：其核心是“爱”，包含爱恋人，爱配偶，爱亲人，爱儿童，爱平民，爱自然，爱生命，爱光明，爱自由，爱祖国，爱和平，爱人类等元素；其旨归是“和谐”，即宇宙和谐，天我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直至天下和谐，世界大同；其本质是大自然伟大的无限生命与人类因爱而生的个我生命、与爱相关的珍贵感情的整体和谐，即生命的整体和谐，因为世界的人与物都是生机勃勃的生命体，他们构成了互为依存、互为观照的融洽和谐的整体，所以，梵爱和谐就是生命的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是“爱”的崇高精神与“梵”的最高灵魂的整体和谐，个我的有限生命与“梵”的无限生命的整体和谐，人类生命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作为自然人的个体生命与作为社会人的群体生命的整体和谐。泰戈尔“梵爱和谐”的思想系统包含三大基本要素：一是以“博爱”为核心，以仁慈、宽恕、和平，反对西方物质主义为表征的“人道主义”思想；二是以“泛神论”为核心，以创造、自由、民主、平等，反对殖民主义为表征的“个性主义”思想；三是以“和谐”为核心，以牺牲、舍我、隐忍，张扬东方精神文明为表征，以圆满快乐为终极目标的“梵我合一”的思想。
二 新诗、新诗生态及时间阈值的界定
“新诗”这一范畴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它是我国现代声势浩大、规模宏阔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先进知识分子和文学智者思想精进、锐意革新的结晶。“新诗”最早叫“白话诗”，我国第一位写白话诗的大家是胡适（1891—1962），他从1916年7月开始创作白话诗，并陆续发表在《新青年》等刊物上，三年后结集为《尝试集》出版，这部诗集是我国的第一部白话诗诗集，引起了巨大轰动，确立了新诗开天辟地的地位。对于白话诗的主张和写作的要求，胡适说：“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胡适的新诗主义强调了诗歌体式的解放，突出了新诗的自由性，但还未涉及新诗的内容。郭沫若（1892—1978）的新诗观与胡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诗实在并不是好神秘的东西，只要你有真实的感情，你心里有了什么感动，你把它一说出来便成为诗。”“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郭沫若强调了新诗的本质是抒发真情实感，这在确定新诗内容方面是一大进步，但又强调只要把感情、感动说出来就是诗，未免忽视了新诗的艺术性，可能会导致新诗过于直白而丧失生命力。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号召、白话诗的写作主张和要求，特别是他敢为天下先而创作白话诗的勇气和实践，使我国现代早期的诗坛掀起了写作白话诗的热潮，白话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诗坛一片繁荣。但是，胡适倡导的写作白话诗可以“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和郭沫若只要把感情、感动“说出来便成为诗”的观点也对诗坛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不少白话诗内容贫乏，无病呻吟，语言直白，味同嚼蜡，没有艺术性可言。周作人（1885—1967）认为发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之一是对新诗的定义和特点不甚明了，他主张新诗应以抒情为主，不仅要抒发真实感情，并且要讲点节制，讲点艺术，要有诗的味道。于是，他给“新诗”作出了如下解释：“本来诗是‘言志’的东西，虽然也可用以叙事或说理，但其本质以抒情为主”，“我觉得新诗的第一步是走了，也并没有走错，现在似乎应该走第二步了。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自由，正当需要新的节制。”朱自清（1898—1948）通过肯定卢冀野编辑新诗选本《年选》的主张，表达了自己对新诗含义的观点，即新诗应该“求其成诵，求其动人，有感情，有想象，有美之形式，蜕化诗之沉着处，词之空灵处，曲之委婉处，以至歌谣鼓词弹词，有可取处，无不采其精华。”朱自清对新诗的内容应重视打动人心的感情、应以抒情为主的主张，与郭沫若、周作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强调新诗的通俗性方面，与胡适是一致的；但作为诗人兼学者的他，还是没有对新诗的内涵作出定义。徐志摩认为：“我们相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我们相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徐志摩触及到了新诗的内容是要“表现人类创造力”，并希望产生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解放和精神革命的史诗式的新诗，但他仍然没能揭示新诗的内涵。新诗要健康发展，就要体现新诗的价值，诚如我国第一部新诗选本《新诗集（第一编）》的“导言”所说，新诗的价值就是“（1）要合乎自然音节，没有规律的束缚；（2）描写自然界与社会上各种真实的现象；（3）发表各个人正确的思想，没有‘因词害意’的弊病；（4）表抒个人优美的情感”。这篇“导言”对新诗价值的界定相当准确，已涉及新诗的形式和内容，但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也不是对新诗概念的定义。
究竟什么是新诗？笔者认为，新诗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诗是指与传统旧体诗相对的新体诗；狭义的新诗是指我国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运动开始出现的具有新形式、新内容的自由诗。废名（1901—1967）认为，“新诗应该是自由诗”。吕进（1939—）说：“中国新诗有个奇特现象：只有自由诗。……自由诗成为中国新诗的全体（不只是一体、不只是主体）了。”新诗的所谓新形式，首先是指语言的“新”，就是不用文言文，而用白话文；其次是指句式韵律的“新”，即突破了我国传统诗歌整饬押韵的束缚，尤其是突破了律诗必须有“一定的字句，一定的对仗，一定的声韵”的束缚，可以大胆运用参差错落的句式，不讲究对仗平仄，甚至可以不押韵。新诗的所谓“新内容”就是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既可赞颂促进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思想革新的新人新事，又可大胆批判阻碍时代发展、社会进步、思想革新的保守势力和顽固分子；既可歌颂光明、自由、民主的理想，又可揭露黑暗、禁锢、专制的现实；既可赞颂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怒目金刚”的精神和力量，又可抒发对爱情、亲情、自然、人性、人道、和谐、和平执着追求的“慈眉善目”的思想和情味。这样的新诗，可以使我国现代早期的诗苑萌发百花齐放、自由和谐的生态；这样的新诗，已经使我国现代早期的诗苑呈现出百花齐放、自由和谐的生态。
本著作所谓“新诗生态”的“生态”，既非生物学意义的“生态”，也非“生态批评学”的“生态”和“生态文学”的“生态”。“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指“家”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后来引申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即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生物学意义的生态，强调的是生物个体和群体与自己所处自然环境的生存发展的状态。美国生态批评的开拓者、著名生态批评学者格伦·A．洛夫为“生态批评”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他指出，生态批评是“致力于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通常被称为生态批评”，“文学与自然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就存在于田园文学传统中”。我国学者也认为，生态批评是“当代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它把关怀自然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对推动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性’进行痛苦而又深刻的批评与反思，拒斥机械自然观、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还原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主体论，重建自然与人在本源上的生态关联，重新实现自然与人的和解”。可见，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与环境、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的学问，旨在唤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人与自然对立论的批判，从而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所谓“生态文学”则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由此可知，生态文学是反映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发展保持动态平衡的生态关系的文学，或者说生态文学是以文学为手段表现人类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的关系的文学，是以环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不是以人类生存的最大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文学。
本著作所谓的“新诗生态”，是指我国现代早期诗坛上形成的新诗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生存发展状态和百家争鸣、自由和谐的文化景观。所谓“我国早期新诗”，其时间阈值是指我国从1915年10月（《青年杂志》一卷二号首次刊载陈独秀翻译的泰戈尔诗《吉檀迦利》的《赞歌》四首），到1929年3月（泰戈尔第二次访华）之间所发表的新诗作品。
三 本著作的研究方法及意义概述
迄今为止，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已发展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和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影响研究”是法国学派的基本特色，它主张以文学关系为主轴，以流传学（即誉舆学）为起点，以媒介学为中介，以渊源学为重点，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即是说，影响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流传学、媒介学和渊源学。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信息的传播与接受的基本路径。信息论认为，任何信息的传播都是由信源→信道→信宿所构成的。这里的流传学是信源研究，媒介学是信道研究，渊源学是信宿研究。流传学也叫誉舆学，法国比较文学大家梵·第根（1871—1948）说，流传学“是一位作家在外国的影响之研究，是和他的评价或他的‘际遇’之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竟至这两者往往是不可能分开的。我们可以把这一类的研究称为‘誉舆学’（Doxologie）”。因此，“流传学”是从施加影响的放送者（他国作者、作品、流派、思潮）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本国读者、作品、流派、思潮、社会）的接受影响的情况，即是说“流传学就是从给予影响的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的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文艺思潮、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其中理论思潮的影响“可以是哲学、政治、文学理论等多方面的”。“媒介学”研究外国作品传入本国的路径（渠道）和方式，包括个体媒介、团体媒介和文本媒介。“渊源学”是对放送者的跨国影响渊源的实证性追溯和研究，它以接受者为出发点，去探寻放送者的影响，以揭示本国作家的作品或文学现象的内容（主题、题材、人物、情节）和形式（语言、结构、体式、风格）的外来因子。简言之，影响研究就是研究文学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突出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和‘文学关系研究’”，主要寻求接受者与放送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同性。不过，“影响并不局限于具体的细节、意象、借用，甚或出源——当然，这些都包括在内，而是一种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成为艺术品有机组成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东西”。这是美国比较文学家约瑟夫·T．肖的观点，意即影响研究中的“影响”不仅指放送者（一国文学或某位作家、诗人的思想及其作品），对接受者（另一国文学或某位作家、诗人的思想及其作品）的“细节、意象、借用，甚或出源”所发生的显性影响，而且指接受者“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的具有某种外来效果而无具体实证的隐性影响。“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基本特色，它是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相对而出现的比较文学研究范式，它不认为一国作家作品文学形象对另一国作家作品文学形象的影响必须是“实证性”的影响，而主张比较文学是对没有实际接触或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形象进行对比研究，论述其异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它以本科研究的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和类型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历史哲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等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体系。“跨文明研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异军突起的中国学派的基本特色，它“以跨文化的‘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理论大厦”。在跨文明研究中，“变异研究”是尤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和文学的他国化研究。
本著作将以影响研究（流传学、媒介学、渊源学）为主，同时适当运用平行研究（如主题学）和跨文明研究（如译介学、接受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主要研究泰戈尔本人主体及其作品客体所负载的“梵爱和谐思想”在我国现代早期传播与接受的情形，重点研究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新诗生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是直接的，实证性的，显性的，如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代表性诗人郭沫若、冰心、徐志摩、郑振铎、王统照等人新诗的影响；有些则是间接的，非实证性的，隐性的，即“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的具有某种外来效果而无具体实证的隐性影响，其实，这种隐性影响才是真正的影响，它更常见，更广泛，正如法国文学史家朗松（1857—1934）所说，文学的“真正的影响，是当一国文学中的突变，无以用该国以往的文学传统和各个作家的独创性来加以解释时在该国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情状——究其实质，真正的影响，较之于题材选择而言，更是一种精神存在，是得以意会而无可实指的”，如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现代早期其他众多诗人新诗的影响。
泰戈尔自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名诗人和文化名人，从此全球出现了较为持久的“泰戈尔热”，因而国内外研究泰戈尔的文章和论著连篇累牍，成果丰硕。据笔者赴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重要图书馆所查阅的图书和报刊，以及笔者所收藏、掌握的图书资料、互联网上的有关资料初步统计：国内外关于泰戈尔的论著，仅传记就达200多种；国内书刊、会议评论、译介文章（1913—2008）707篇；泰戈尔研究博士、硕士论文（2002—2007）17部（篇）；研究及翻译的专著和编著（1984—2003）30部。可见，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泰戈尔的研究非常重视，成果相当可观。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几年来，代表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最高级别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对泰戈尔这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诗圣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至2013年的17867个资助立项（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度、2010年度和2011年度的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共计9077项。2012年度立项项目共3833项，其中重点项目160项，一般项目1806项，青年项目1325项；西部项目共立项542项。2013年度立项的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共3826项，其中重点项目272项，一般项目2023项，青年项目1531项；再加上国家立项的重大项目192项，西部项目507项，后期资助项目365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67项，则2013年度国家立项总计为4957项）中，关于泰戈尔研究的立项只有笔者获得资助的一项，仅仅占全部立项的万分之零点五六（十年前的2003年曾有过一项关于泰戈尔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立项，即侯传文的《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在上述所有关于泰戈尔研究的专著、编著、论文等成果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立项中，直接涉及“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影响”的研究也仅有笔者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立项的一项。上述数据说明，本专著的研究具有稀缺性、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毋庸置疑，对于我国的现代启蒙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不仅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产生了巨大作用，且东方的人文精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诗坛，泰戈尔的梵爱和谐思想对早期新诗生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强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着力建设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泰戈尔的梵爱和谐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当下文学发展风生水起、诗歌发展不尽人意的情形下，研究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生态的影响具有同样重要的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至于研究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生态影响的具体意义和价值，本著作最后一章将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