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媒介变革与新闻理论研究变轨——2015年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综述(2)

蔡雯、翁之颢在《质疑面前，专业媒体的新闻报道问题出在哪里？——对2014年引发争议的新闻报道的综述与研究》中指出“2014年，由于新闻媒体行为失范导致舆情异常走高、激化舆论场对立的案例数量显著增加。针对这些‘问题报道’，专家学者、媒体同行甚至普通网民都留下大量反思性的言论，但目前已有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并不能系统、细致地反映专业媒体在网络空间中报道失范的具体问题和反思意见”。该文通过筛选2014年专业媒体的报道招致普遍质疑和批评的热点事件，基于热度数据构建了2014年的新闻报道媒体反思榜单，从报道方式、角色定位、专业素养和媒介伦理四个方面对报道问题和各方反思言论加以梳理，并基于反思意见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和改进建议。[12]

2.新闻史研究

2015年《国际新闻界》有关新闻史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近代中国新闻史，具体主要是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涂凌波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及其新闻观念：关于19世纪报纸的一种叙述》中重点阐述了清末官僚士大夫和“口岸知识分子”对于报刊的认知和办报的理念，和最终形成的“中体西用”新闻观念。而王润泽、肖江波在《近代新式媒体融入中国社会的路径——以1876年江南“妖术”案〈申报〉表达为核心的考察》一文中则通过同一时期中国的知名报纸《申报》的新闻模式与意见模式具体阐述了《申报》在近代中国是如何运作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另外，还有两篇关于民国时期专业新闻记者与台湾新闻史的文章。通过这几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在研究新闻史时开始着眼于本国新闻的发源，深入挖掘近代中国官办报纸和西方报纸中国化之间从新闻观念上的巨大区别，阐述新闻专业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剧烈冲突，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疑问。

2015年《现代传播》中的论文关于新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一个是抗战时期。有学者认为由于多种原因，一直以来大陆学者对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史重视程度不够，直到近10年民国新闻史的研究才逐渐获得关注。确实如此，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对民国新闻史显示出浓烈的兴趣，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有学者从宏观研究入手，从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时间、发展阶段划分及历史评价等问题展开论述。如倪延年在《论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发展历程及历史评价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华民国新闻事业的起源时间点”可追溯到孙中山1893年7月在澳门参与《镜海丛报》的发行活动。对于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共识的“民国新闻史”发展阶段，作者指出“既然是民国新闻史就应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为存在前提的断代新闻史，划分其发展阶段的逻辑基点也应是中华民国政府演变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时间点，而不是其他社会政治事件”。按照这个逻辑，作者把“民国新闻史”划分为“民国创建初期的新闻业”（1912.1—1916.6）、“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新闻业”（1916.7—1928.12）、“民国南京政府前期的新闻业”（1929.1—1937.8）、“民国南京政府中期的新闻业”（1937.9—1945.9）和“民国南京政府末期的新闻业”（1945.9—1949.9）五个阶段。[13]对于民国新闻史的评价，作者认为“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民国新闻业”。有学者从具体媒介角度考察民国时期新闻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民国“电视”概念史》一文，作者对民国时期“电视”一词进行了词源探究，指出“电视一词词源不是1934年的《新知识辞典》，也不是1927年6月《科学》杂志的《电视之进步》；古汉语“电视”一词最早出现于中唐文学家李翰撰写的《裴将军旻射虎图赞（并序）》，表达“瞪视，怒视”之义。”[14]有学者对民国时期的报纸展开研究。《大公报》是民国时期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有学者就考察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以新记《大公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在赈灾运动中激发公众同情的作用。研究发现“赈灾运动中，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大众报刊，通过对娱乐赈灾修辞和民族主义话语的运用，以及讲述现实中普通个体的捐助故事，来激发公众同情。”在这个过程中，报纸通过成功激发公众情绪获得话语权和权威，而大众也收获了情感的满足。对于抗战时期的研究也有几篇相关论文。有学者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讯社的发展，作者指出，“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创建的通讯社数量总体不多，存在时间不长”，而“1941年以后，新华社的组织系统和体系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通讯社事业发展的核心”。[15]有学者分析了抗战时期广播的特点和作用并总结出“抗战时期的广播宣传在提高民族凝聚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维护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果方面的重要意义。”[16]

还有一些成果关注的主要是民国及民国之后的报纸的研究，通过对于旧时报纸的办报传统、理念、精神分析，唤起时代新闻人的认知和良知。李金铨分析了《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历史意义、时代精神以及在今天看来的意义何在。指出在今天的公共领域里，知识人必须站在公民的立场，凭借知识基础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不高人一等。[17]这是通过对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以及张季鸾的“文人论政”的历史，追溯现代新闻人应有的时代精神和面貌。伍静认为在党报从中央到地方依然高度同质化、依然未能摆脱组织传播桎梏的今天，追溯这段尚未被清晰梳理的历史片段仍不失其现实意义。重温《新华日报》的传统、追溯其消逝的经过与原因，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党报的想象空间，为党报的改革开拓新的方向。[18]范东升为新闻界“范长江研究”提供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范长江的新闻作品，这有助于加深各界读者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认识与理解，并且认为在这个研究中，首要和核心的问题是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19]关于西方的新闻思想对于我国早期传播的影响。马礼逊等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开始由东南亚至中国境内自由出版报刊，是一种无奈之举，却无意识地践行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虽然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效果甚微，但给中国打开了思想的缺口，随着国人办报活动的开展逐渐在中华大地萌发成长。[20]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具体到现在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是否能够茁壮起来，还是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和人文状况进行“落地”。

3.新闻事业和理论研究

有关新闻理论的研究主义有两篇文献需要关注。张伟伟在其成果中重点提及了两个概念“媒介驯化”和“公民驯化”。并对比了它们在消息来源、报道主题、新闻主角和报道立场上的显著差异性。并通过具体案例说明了其在互联网新闻报道中存在的缺陷。在成都举办的“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新闻符号学”这一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一个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可行思路，并对符号学视野下的新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具体方式和可能存在的疑问。2015年度对于新闻理论研究分为了概念与方法的结合，在提出新的解读新闻现象的概念和方法的时候，学者们展现出的是审慎的态度，既肯定了这些概念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进新闻理论研究，又尽量保存疑虑和问题，避免武断地判定，希望通过实践验证是否可行。

关于媒介驯化还有黄顺铭的《国际新闻的驯化——“马航事件”的跨国比较研究》，他在文中提出三点：第一，公民损失国的报纸在驯化性新闻的比例方面显著地高于非损失国的报纸，但是高损失国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却没有显著差异。第二，公民损失国的报纸在驯化性新闻的驯化程度方面显著地强于非损失国的报纸，并且高损失国的报纸也显著地强于低损失国的报纸。第三，就本国行动者而言：①高损失国的报纸对于本国乘客的提及率显著地高于低损失国的报纸；②高损失国的报纸对于本国乘客亲朋的提及率显著地高于低损失国的报纸；③公民损失国的报纸对于本国政府性行动者的提及率显著地高于非损失国的报纸，但是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却并无差异；④公民损失国和非损失国的报纸都没有或极少提及本国最高行政领导人；⑤公民损失国的报纸与非损失国的报纸对于本国非政府行动者的提及率没有显著的差异，并且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亦无差异。第四，就本国行动者的话语而言：①高公民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都极少以任何方式引用本国乘客的话语；②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都比较经常地引用了本国乘客亲朋的话语，并且它们之间无论在间接引用还是直接引用方面均无差异；③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在本国政府性行动者的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④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都极少以任何方式引用本国最高行政领导人的话语；⑤高损失国的报纸与低损失国的报纸之间对本国非政府行动者的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21]

就新闻业及新闻理论研究而言。首先，新闻业将何去何从始终是新闻工作者关心的重点，特别是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愈发地引起了新闻人的思考。不同于其他新闻人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新闻业危机危机，杰弗里·亚历山大从文化社会学的视域对当前的新闻危机进行了解读。新近的技术变革及其诱发的经济动荡被赋予社会意义，文化框架将技术革新阐释成社会危机：它影响了行业、市场，甚至整个社会。这种文化解读不仅触发了对技术和经济变革的极端焦虑，更提供了一种控制后者的路径。但是，独立新闻的民主实践不仅不会被削弱，相反它可以在新的形式中得以维系。[22]不可否认，新闻业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但是在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新闻业的核心职责却正在得到强化。[23]白红义认为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面临着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严重威胁，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边界业已成为西方新闻学术界关心的话题。他对这一理论概念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一梳理，概述其研究进展，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24]互联网为我们所带来的新闻正在引发传播业的大变局，正是这种以“去规模化、去中介化、去中心”为特征的变化，为未来高质量新闻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和种种现实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一种全新的新闻实践方式正在孕育，一批真正热爱新闻传播的专业新闻人正在重新集结，人类的新闻传播不会走反专业化路线，专业传播机构、专业新闻工作者都不会消亡，公众对其专业能力、专业操守要求可能会更高[25]。

也有学者对现有的新闻理论的现状进行了思考。吴飞认为要想推进新闻学的研究水平，维护新闻研究在知识场的尊严，提升新闻学的学科地位，需要真诚、老实和科学的研究，舍此别无他法。[26]张涛甫认为与那些强势学科相比，新闻学在理论装备上严重不足，理论的强度和硬度不够。近30年来，新闻传播学话语繁殖的速度惊人。但这种繁殖是无序的野蛮生长，缺乏理论深耕和语法提炼。中国新闻理论创新可从知识、价值、规范三个层面展开。新闻理论创新不能满足于局部知识和表象知识的增殖，须经得起经验和逻辑的双重检验，打造理论的“硬度”，提炼出内生于中国新闻理论语境的话语语法。[27]杨保军认为新闻理论研究比较重要的几个着力点是：提升理论教材的理论水平；关注新闻活动的最新发展；抓住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关键；倡导多元化研究的方法论观念。[28]其实不管是新闻业也好，还是新闻理论也好，它们要求的不仅仅是“人”本身要做好自己的分内职责，同时也要能够在大环境中顺应形势的改变，做出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途径。

关于新闻事业的研究，还有学者聚焦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研究。新闻媒体是构成新闻业的基本单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新闻媒体的管理思路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折射出管理部门对新闻业性质的认知。今天，我们应该具有如下更符合当前实际的认识：新闻业是事业，属社会文化事业；与此同时，它又是产业即信息与文化产业。新闻业作为社会文化事业，具备与社会文化事业相适应的性质、功能及特征；作为信息与文化产业，它又具备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属性和产业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我们应该具有如下更加符合实际的认识：新闻业是社会文化事业，同时又是信息与文化产业。新闻媒体进行新闻生产和新闻传播，同时又进行相应的经营活动。新闻业既不同于一般的事业，也不同于一般的产业，有自身相当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