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技术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综合

1.2.2　关于制度的技术经济学思考

1．技术经济学纳入、介入制度分析的必要性

技术经济学以往排斥制度分析，侧重会计、工程分析，但信息技术不仅作用于经济（生产力），也作用于制度（生产关系），而经济制度也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技术与制度（权利机制）的关系，同研究技术与经济（资源配置机制）的关系，至少应具有同等的理论合法性。

技术经济学传统上不研究制度，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包括制度）这一技术经济链条，应归哪门学科研究呢？如果技术经济学不是故步自封的话，应全面研究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技术对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技术对制度经济（利益分配）两个方面。当前，研究分享经济，就遇到这样的需要。分享经济既涉及技术现象，不懂云计算就搞不懂如何分享；又涉及经济现象，不懂经济原理和权利关系，就可能与版权、法规冲突。如果技术经济学不研究这类问题，别的专业就更难指望。比如，政治经济学虽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但指望它研究“信息技术-经济”的特殊作用链条，很难保证专业性。典型表现是研究不清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区别，导致以为是同一种生产力，而耽误对生产关系相应变化的研究。

技术与经济制度的结合，有两类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一是制度经济学；二是政治经济学。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以利益关系（社会关系）为中心考虑经济问题（可引申到利益均衡问题），不同在于前者强调私有产权，后者偏向公有产权。在分享经济问题上，两种理论有潜在的结合点：如果将支配权与使用权分开，一旦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者，参与使用非排他性生产资料，矛盾可能以分成的方式解决（这不同于主张由劳动力拥有支配权、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制度设计）。由此可以形成面向制度的技术经济学或内生技术的政治经济学。

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理论对技术经济学提出一个新问题，信息生产力决定信息化生产关系。分享就是信息化生产关系的核心点。

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技术经济学有一个独特的认识，认为信息技术是工业技术的反向技术，必然带来内生的不同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从工业技术支持下的同质规模报酬递增，转向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异质范围报酬递增。

两种技术（工业化技术-信息化技术）分别的观点，对某些关键的制度结论产生了影响。传统的利润率递减，是建立在工业技术条件下的判断。根据技术的不同，固定成本的有无，报酬递增、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都是可能的。这与利益分配，只有间接的关系。事实上，报酬递减和报酬递增的生产关系，利润分配的格局可能是一样的。反倒是经济周期对资本与劳动力实际比例关系有明显的影响。危机使资本破产或在要素占比中相对劳动份额下降，并不是由于利润率递减，而是因为资本跌入了流动性陷阱，因为它自己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使自己的稀缺性变得下降。产能规模的缩小，是这件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但技术内生后所观察到的报酬递增现象，使利润率递减这一结论成为有限结论。问题的“技术-经济”关系的关注点转向了不同技术的经济属性的不变。根据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学研究，工业技术导致规模报酬递增，信息技术导致范围报酬递增，是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技术-经济”关系最见区别之处。

信息生产力的出现正在产生制度影响。随着固定成本的技术性质的不同，造成政治经济学没有考虑到的两种不同方向的报酬递增的分别，一种是主要与工业技术相联系的规模报酬递增；另一种是主要与信息技术相联系的范围报酬递增。后者与分享经济有内在联系。把这一技术经济结论推广到利益关系上，会导出与此前工业时代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大为不同的结论。

一旦确认存在范围报酬递增，政治经济学家没有发现的一个重大利益结论就浮现出来，这就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劳动者占有剩余价值的比重可能超过资本家。例如苹果商店模式中劳动者占85%，资本家占15%，这在以往任何理论都是说不通的，但在实践中却发生了，并由此汇聚成分享经济的全球性浪潮。

背后不为一般政治经济学家所知的、本来应由他们专业研究的最突出社会关系变化是，从与工业生产力相适应的侧重拥有权的专用性制度安排，转向与信息生产力相适应的侧重使用权的分享经济。从凡事问姓社姓资（只问拥有不问使用）的经济，转向强调共享共治（“使用而非拥有”）的经济。这是自有现代经济学以来，技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同时面临的没有见过的理论挑战与机遇。抓住机遇的办法，就是让技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相向而行。

它导致了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方式的出现，既不是让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也不使劳动者因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不能参与剩余分配，而是让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利用对应APP（手机软件）的范围报酬递增，在补偿生产资料拥有者的固定成本投入后，获得剩余分成。如果没有信息技术，就不存在基于品种的范围报酬递增，没有这种范围报酬递增，也就不会有基于APP的租金反哺，不会有以租代买的分成合约。这就是当代政治经济学家因为不像恩格斯那样熟悉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而在头脑中出现的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关的理论盲点。

当前信息化与网络经济方向上的技术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是单纯把信息技术当作技术，而弱于对利益关系、制度规制的分析，难以应对实践对理论提出的急迫需求（典型如最高法院判决奇虎360公司诉腾讯公司垄断案缺乏反垄断法的经济基础理论支持）。而对政治经济学的挑战是，沿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教条，却走向了信息生产力不决定任何政治经济关系变化的悖论。制度经济学研究未能及时反映分享经济发展新情况，导致政策滞后（典型如政府规制约租车时，对分享经济产生基础理论级的错觉，以为顺风车是分享经济而约租车不是，隐含了分享一定不经济的假设）。

在技术变革的高潮期，为了让“技术-制度”理论恢复对实践的解释力，应战方向应是，使长于技术分析而忽视利益分析的技术经济学，向制度分析方向上靠；使长于制度分析而对技术作用较为陌生的政治经济学，向适应信息生产力发展作用的方向上靠（使政治经济学对技术和生产力的敏感，恢复到工业时代对蒸汽机和纺织技术影响的敏感水平）。

分享经济理论的研究，尝试用技术经济学介入制度分析。这样做对政治经济学最大的贡献，将是帮助解决造成信息生产力分析与社会关系分析两张皮的瓶颈问题。在解释分享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中，使政治经济学跟上英国蒸汽纺织机出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技术-经济”结合水平，以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坚持实在。

2．技术经济学内生制度分析的可能性

在技术经济学中内生制度，从计量角度说，主要是把利益相互作用本身，在顶层框架级就内生化。通过双层规划（详见第4章），内生利益相对方x和y。将原有的均衡解，解释为x和y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从方法上解决了把李嘉图问题置于经济分析中心的问题。这种理论策略比新政治经济学、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策略，更适合对分享经济的解释。

用双层规划取代单层规则（即新古典主义以降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之所以可能，不仅是由于数学上的理由，更主要是它的解释力，有两个重要的技术经济实践作为基础。

（1）改变使用权益的虚拟现实经济

分享经济是关于使用的经济（“使用而非拥有”），技术上的虚拟引起的最大经济改变，就是指向使用的，因此虚拟与当代分享经济有着牢不可破的“技术-经济”联系。

虚拟技术是信息技术不同于工业技术，且与工业技术特征相反的主要技术。基于虚拟技术（包括电子编码解码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实践而形成的虚拟经济学，是一种关于使用的经济学。虚拟不仅是技术，更是经济，它带来经济上“使用”价值利用方式的颠覆性改变，进而带来产权的颠覆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经济学又必然成为价值论和产权论层面上的分享经济理论。

这里的虚拟经济不是指金融意义上的虚拟经济。金融意义上的虚拟经济中的虚拟，在两点上不同于信息化与网络经济的技术经济学意义上的虚拟，一是它的介质不是数字信号；二是它的介质承载的是一般等价物。这决定了使用价值上的区分，价值1000元的虚拟柜台可以通过复制，用来当作资产供无数人、无数次地使用；而复制1000元金融符号，不能当1000元钞票反复地印来使用；电子商务信息是关于一对一精准营销的个性化具体信息，金融信息只是关于一般等价物的抽象信息，如果在货币上涂抹具体信息，会涉嫌损坏货币。

信息化与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分享经济，一定是虚拟使用的经济。虚拟现实技术与分享经济，在虚拟使用上相通，既具有技术意义上的虚拟使用特征，也有经济意义上的虚拟使用特征。虚拟经济学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技术经济学，它是以支撑符号使用价值的虚拟技术为技术基础的经济学。

首先，虚拟是关于使用的：非排他性使用成为主角。

虚拟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以网络替代市场，一对一精确匹配使用。可以一对一匹配的，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价值，而是使用价值，如物物交换。其中，价值作为调节手段的作用是有限的。与金融经济不同，分享经济的虚拟经济在APP实践中形成的将是情境定价（如一物一价），而不是价目表价格。

虚拟经济中的使用价值一旦虚拟化，可以通过符号表征为具体的信息，如VR（虚拟现实）形象，既可以指代实体，也可以附加不同具体信息。其中，实体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而符号使用价值没有排他性，经济性质有所不同。而虚拟经济中的价值，并无虚拟实在之分，如虚拟的一元人民币与实体的一元人民币等值。虚拟的只是货币的载体介质的技术属性，而非币值，性质没有改变。

对分享经济来说，虚拟独立的技术经济影响在于，它带来了“使用而非拥有”中的使用的技术关系的特质。由技术上的虚拟而引起的实质性的经济变化在于，使用从排他性向非排他性转变。这一转变，使分享使用，从技术上不经济，变为技术上经济。

其次，虚拟是关于产权的：使用先于拥有。

分享经济的核心命题是“使用而非拥有”，意思是使用比拥有更具有价值优先性，也就是使用优先于拥有。

分享经济的单位不是企业，而是“平台-增值应用个体”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可以视为一个虚拟企业，既可以是虚拟企业联盟，也可以是虚拟个体联盟。虚拟在这里的意义是指产权上的“使用而非拥有”。即虚拟企业内部的主体，在拥有上不是一个主体，但在使用上是一个主体，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彼此分享资产的使用。一定意义上是指，既可以全面分享使用资产，也可以局部分享使用（例如只分享品牌、供应链或物流等）。

虚拟经济学还是关于虚拟企业的经济学，在网络生态中，所有权超越了企业的边界，将效率和公平扩散到整个使用资源的共同体中。

由虚拟引发的在使用价值的延长线上的连锁经济机理反应包括：资本专用性理论需要修改成资本非专用性理论；建立在资本专用性理论上的企业理论（如企业边界理论），需要修改为“企业-产业”生态理论及平台经济理论；反垄断理论需要修改为适应新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理论等。

接下来的改变，就开始冲击经济学：制度上排他性的产权设计，由于虚拟技术通过信息化内化为普遍经济现象（例如商业从普遍使用实体柜台，变为普遍使用阿里巴巴虚拟柜台），要求改变制度上非排他性的产权设计。举例来说，张五常以排他性使用作为研究租佃理论的前提假设，对土地是适合的，一旦变为阿里巴巴的虚拟柜台，结论需要全变。科斯原来以为非排他性使用会带来搭便车，但在分享经济中完全不是事实，免费分享比收费专用赚得还多（如腾讯微信基础业务不收费，比运营商收费的同类服务赚钱还多）。

最后，虚拟是关于意义的：“意义即使用”。

虚拟经济还是关于意义的。意义在于使用（access），这一使用在对象上是关于符号的，符号所指（内容），既可能是指向实物的，也可能不是指向实物而只是指向目的、意义的。

J.M.布洛克曼在分析“‘意义在于使用’还是与意义理论无关”时，专门讨论了晚期维特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观点。意义即使用这个命题，对以使用为中心的分享经济理论，具有现有人们难以想象的深远影响。

意义即使用，是说一个符号（比如词）的含义，是由使用它的上下文情境所确定，而不是由符号本身确定的。对文本来说，不同的符号可能表达同一个意义，同一个符号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一个词的各种字典义，在一句完整的句子中，歧义会完全消失，而指向唯一的意思。例如，“国强”这个词，在“田国强说”这个语境中，指的是人名，而不是指国家强大。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语法》一书中说：“词的本质是它的意义”（第22节）；“一个词在语法中的位置就是它的意义”（第23节）；“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第43节）。用法这个说法，带有情境之意，指向个性化，而不同于对原子的分类。

对分享经济来说，对符号（信息、数据、知识）的分享使用，与对物的分享使用，含义是不同的。前者直接指涉意义，而后者则是为了一定的意义而用（如为了饱而吃掉它）。在分享经济中，有一种特殊的使用，这就是参与意义上的使用（access既指使用又指参与）。它直接带来一种更高层次的使用，使分享经济上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就是通过分享非排他性使用的资产，使大众零门槛地参与到创造价值的活动中。这是一种对符号的使用（比如，阿里巴巴的柜台也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更是一种对现实（如电子商务）的介入、参与，是创造性的行为，可以带来自我认同（如自豪感、自我实现感）。根据笔者组织的一项调查，农民工以实体方式赚钱（如进城打工盖房子），同虚拟方式赚钱（如回村搞名特优新农产品电子商务）挣同样多的钱，最大的差别在心理上，前者自卑，后者自豪，后者在学术上被称为属于自我实现范畴的自我认同。这就与闲置资源利用层面的分享经济完全无关了，它是最高层次的分享经济。

这些都说明信息技术对经济和经济学正在产生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足以改变某些基本结论的影响。

（2）具有制度含义的云计算模式

如果用双层规划的语言描述云计算，云计算就是一个上层集中分享的平台，加上下层诸多分散应用的增值服务，围绕分成达成的合约。

由云计算而产生的云服务模式，为分享经济提供了生产力基础。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望而知的联系，一是云服务的核心收费模式是按服务收费，即按使用收费，它提供了“使用而非拥有”的具体收费模式的技术基础；二是云服务的核心商业模式是XaaS，如IaaS、PaaS、SaaS，对应“使用而非拥有”，即拥有免费，而使用收费（按服务收费）。

云计算的技术含义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提高效能（即报酬递增）；两个基本点，一是集中分享，二是分散增值。更进一步说就是：在集中分享与分散增值之间，通过接口进行连接，如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Google CEO（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认为，云计算与传统的以PC（个人计算机）为中心的计算不同，它把计算和数据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这使计算力和存储获得了很强的可扩展能力，并方便了用户通过多种接入方式方便地接入网络获得应用和服务。

这个定义，兼顾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尤其点明了分布式计算的特征，提及了连接方式。但对集中的方面，没有明确强调。对此，李开复曾补充了“让互联网这片‘云’成为每一个网民的数据中心和计算中心”这一特征。他们都没有提及用户增值和按需取用这一点，虽然Google在实战中，有个性化这一点。

美林证券认为，云计算是通过互联网从集中的服务器交付个人应用和商业应用。这些服务器共享资源，通过共享，资源能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在这个定义中，分别提到了集中、共享；又兼顾了分散的应用（个人应用和商业应用）。但美中不足，没明确指出应用的分布式特征，没有提及应用的增值性，没有明确提及连接关系。

网格计算之父Ian Foster认为，云计算是一种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的模式，其推动力来自规模化所带来的经济性。在这种模式下，一些抽象的、虚拟化的、可动态扩展和被管理的计算能力、存储、平台和服务汇聚成资源池，通过互联网按需交付给外部用户。

这个定义既提及集中的方面（“大规模”），又顾及分布式计算，而且兼及分享（“虚拟化”、“资源池”），以及增值（“按需交付”），是较全面的，特别是提到了效能（“规模化所带来的经济性”，即规模报酬递增，但忽视了范围报酬递增）。

报酬递增，是由初始固定投入高，而边际投入低这一经济技术特点决定的。传统经济中物质生产的经济技术特点，是初始固定投入低，边际投入高，这导致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它很难像云计算这样，利用分享基础设施、平台和软件来降低边际投入。

云计算初始固定投入高，边际投入低，这导致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云计算中，无论是基础设施、平台还是软件，都需要较高的初始固定投入。但是一旦建成，就可以反复共用而极少耗损；而每项增值业务，只要进行一个较低的边际投入，就可以展开，无须从头开发基础设施、平台和软件。

这正好是新古典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区别。学者朱勇曾这样描述新古典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区别：“新古典理论假设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不变的性质。新增长理论家对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关键修正在于将技术因子A看成是经济的内生变量，这样在新增长模型中总量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

范围报酬递增这一30年前提出的理论，好像是专门为云计算定制的一样。可以正好解释云计算的特殊原理。与电信规模经济不同，在云计算中，广泛存在范围经济。平台上的初始固定投入（例如经API开放的平台与开发工具）的分享，明显产生了品种多样化的效果。IT在移动互联网中的应用，明显比流量技术的应用，带来更多的差异化的增值业务。

例如，在苹果iPhone手机上，由于乔尔•科姆2008年开发了一种有26种不同放屁声音的程序赚了40万美元，带动了全球放屁程序开发热，形成规模经济。苹果公司恼羞成怒之下，在App Store的iOS应用审核的基本纲要中，在元数据到用户界面等技术标准外，明确加了一条：“我们不需要放屁软件。”显然，苹果公司推出App Store平台，欢迎的是多样化的产品开发，不希望大家都涌到单一品种上去。此后果然拒绝了继续“以身试法”的新放屁程序Pull My Finger。苹果如今也在发展云计算技术，它会像谷歌公司一样越发感到云计算对于丰富增值业务品种的重要性。

在传统经济中，集中业务与分散业务的主体往往是同一个企业；而在云计算中，集中业务与分散业务的主体是不同的企业。

在传统条件下，比如美国零售商西尔斯的集中业务是沿铁路线的大仓储业务，其分散的业务是多品种的零售业务。无论集中还是分散，都是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分工。

在云计算条件下，经营集中业务（云业务）的，是基础业务服务商，如基础设施服务提供商（在IaaS情况中，如亚马逊）、平台服务提供商（在PaaS情况中，如谷歌公司、苹果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或软件服务提供商（在SaaS情况中，如salesforce.com、用友集团）；经营分散业务（端业务）的，则是应用企业甚至自然人个体（如阿里巴巴的店主、苹果iPad开发者）。

集中业务的共同点是，都在承担初始固定资本投入的工作；分散业务的共同点是，都在承担边际成本投入的工作。

云计算不仅是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要素，它还成为一种制度设计，它改变了社会关系中关于财产权的制度安排。

在云计算条件下，企业可以是别人盖厂，自己生产。而且别人盖的厂子，大家可以分享。谁想生产，就去分享别人建成的基础设施（I，信息基础设施）、“厂房”（P，平台）和“设备”（S，软件），通过服务器共享资源。当然，分享不是白分享，在苹果公司合作案例中，双方最初的关系是三七分成。提供服务器共享资源的得三成，应用开发者得七成。相当于生产者在租赁厂房和设备，服务商在提供厂房和设备的租赁服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要归结到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特点不一样。首先，厂房和设备得通用。这点对于传统经济很难。你不能租木工的手摇钻去打井，因为设备不通用。生产设备的实体性，导致它的专用性强，而通用性弱。人们可以租赁生产资料，但由于通用性限制，使用范围有限。而云计算的生产资料是虚拟的，通用性强，而专用性弱，在iPad平板电脑上可以进行五花八门的应用开发，使用的工具都是相同的。其次，云计算的基础设施、平台和软件具有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可反复使用、多次使用，其使用价值几乎不会耗损。例如淘宝平台上的店主越多，平台的价值越高。

互补方式是指，集中业务（基础业务，初始固定投入）承担方以分享的方式“补”分散方的固定成本投入，分散业务（增值应用，边际投入）承担方以交租金的方式“补”集中方避免搭便车损失。二者各得其所。

从合约理论角度讲，如果产权制度按云模式塑造，将形成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制度，就是支配权（拥有方）与使用权（使用方）作为相互独立的主体，以上层决策者与下层决策者进行双层规划决策分成的特殊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不同于工业化时代的所有制，包括私有制与公有制，是人类300年来一大变局。

1.2.3　内生技术的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

再来看反方向的理论综合，即往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中内生技术（实质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的问题。前面说过，信息化与网络经济中的分享经济具有强烈的技术革命背景，离开对技术的理解，很难观察和解释生产关系中为什么会发生向分享这一特定方向运动的历史趋势。

政治经济学正如蔡跃洲所说，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来看，是“技术决定”的经济学。技术与生产力当然还有区别，但在目前语境下，区别可以忽略不计。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从内生技术开始，对解释分享经济的要求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传统的经济学，如新古典经济学，技术是外生的，生产力不决定生产关系，或者潜在地认为，生产力性质是不变的，只有工业化技术一种取向的技术。被隐含的技术经济设定，是技术不变条件下的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

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了技术，但没有将它内生于制度。从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可以部分推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不变的是，仍然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潜在地认为，生产力性质是不变的，只有工业化技术一种取向的技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技术设定，仍然是工业化技术，只不过把效率结论改成了效能结论，变成了规模报酬递增。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应该叫“旧”经济增长理论，而非“新经济”增长理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内生了技术，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在实际运用到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2020年）的最后阶段，却与“旧”经济增长理论趋同。将技术的默认选项，仅仅设定为工业化技术，并由此固化了资本的报酬递减以及排他性使用的不自觉的设定。

互联网分享经济必须以内生技术的制度经济学为前提，是因为上述各种理论无法解决基础理论一级的新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本来最接近于问题的解决，但由于众多教材普遍陷入“工业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信息化生产力不决定生产关系”的心理暗示，导致信息技术与利益分享的解释链条被生生割断，无法回应分享经济的现实。

真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发现了与工业化技术效率斜率相反（效能相反）的技术，即信息技术（生命技术），其经济特征是异质范围报酬递增。例如，在App Store模式中，由于信息技术的作用，由资本与劳动共同构成的生态中，随着增值应用均摊作为固定成本的资本，导致整个生态的平均成本下降，出现资本范围报酬递增。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义来突破工业化时期的阶段性结论，本应在发现生产力取向出现像信息技术革命这样的重大转向时，推论出新的、反方向的技术和生产力，会导致生产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发生向分享经济的急剧变化。但鉴于政治经济学界目前不作为，需要技术经济学越俎代庖，把从技术经济学角度观察到的变革信息，注入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理解中去，研究信息生产力对利益分享的决定作用，以突破“发展分享经济”的基础理论瓶颈。

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作为以利益相互作用为首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在科学技术长期处在工业化水平的条件下，习惯性地将技术和生产力作用作为外生变量。久而久之，导致生产力从内生变量变为外生变量，把生产关系从可变因素变为不可变因素（例如不可从非分享变为分享）。内生技术和生产力作用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当务之急是改变这种现状。相对而言，制度经济学更难一些，因为它还暗含生产力不起作用的假设，不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优先从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内生技术分析比较现实一些。

对政治经济学来说，表面上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际上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明明信息生产力出现了，就当它不存在，仍然把工业生产力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默认选项；或在现象上承认信息生产力的存在，但默认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不为所动，例如，工业时代资产专用的制度，不会转化为信息时代利益分享的制度；工业时代向心化结构的治理，不会演变为网络时代去中心化结构的治理。相当于认为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信息时代的生产力不再决定生产关系。认为现有和未来的生产关系，永远是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打破僵局，要从这里开始。首要的是恢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提出时的“初心”。

内生技术，首先从议题设置的改变开始。具体指，要将同质性技术与异质性技术及其经济作用机理，内生进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揭示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机理，特别是揭示工业化技术与信息化技术的不同作用方向及其利益实质。

主要议题包括，第一，研究利益（价值与权利）的技术内生机理。要重点研究信息技术对使用——包括使用价值、使用权——的改变。这是第2章的主题。

第二，研究所有权受技术决定的机理。重点从广义均衡角度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均衡机理，提出分享经济独特的均衡原理。解释从工业时代只求拥有的争论，转向信息时代但求使用的理论转变动因。这是第3章的主题。

第三，要研究利益交换（博弈、冲突、合作）的技术内生机理。重点研究双层规划形式下的利益相互作用，这是第4章的主题。

第四，研究分配的技术背景。重点研究由于技术和生产力的不同，导致使用变化，而造成一次分配为主的公平机制同二次分配为主的公平机制不同。研究福利含义的同质、异质之别，将劳动力分析转向劳动者分析。这是第5章的主题。

内生技术的制度经济学关键要把技术意义上的使用与使用者利益分配机制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