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导言

1977年9月29日伊斯特凡·洪特向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申请“社会与政治经济学：1750—1850”项目的经济或社会理论研究员职位。他的申请信非常引人注目，因为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洪特已经构想出日后使他声名鹊起的那种政治思想研究取向。当时他已离开共产党统治的匈牙利，正在牛津大学从事对大卫·休谟的研究，其导师是时任钦定皇家历史讲座教授的休·特雷弗—罗珀。特雷弗—罗珀像每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历史学家一样，曾经被马克思主义和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的承诺所吸引。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他已经十分肯定，在欧洲日益占据主导性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取向正在阻碍着学术研究，他相信观念与经济力量同样重要，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发展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不可预测的。到20世纪70年代，特雷弗—罗珀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还是一位声誉卓著的散文家和社会评论家。然而，洪特的申请信表明，他的研究取向完全是其在布达佩斯大学研究工作的产物。他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大卫·休谟与苏格兰”，指导教师是埃娃·鲍拉日教授。

洪特在申请信中解释说，从他在布达佩斯大学做本科生开始，他就一直对“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解的认识论问题”感兴趣。由此，洪特从他在匈牙利所受的教育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历史研究取向中发现了一个悖论。洪特说，由东欧集团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所作的历史研究缺乏“任何明确的理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支持苏联体系的哲学家们却在生产着历史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在概念能力上可能是了不起的，但不能启发历史研究；更确切地说，这些理论“实际上取代了历史探究本身”。洪特的结论是，写作“哲学史”是极端重要的，但这只能通过“概念严谨但严格的历史研究”来实现。洪特的主要主张是，这种研究的最好向导必须是这样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还没有被迫将经验研究与理论相分离，事实上他们必须拒绝任何关于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可相分离的假设。洪特说，正是在18世纪，在欧洲处于被称为启蒙时代的那个时期，恰好可以找到他感兴趣的那种哲学。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亚当·斯密、威廉·罗伯逊和约翰·米勒是作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的杰出研究的领先学者，这些研究是才华横溢的，因为它们严肃对待了任何关于经济行动之主张的历史特性，并且承认除了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经济限制之外，还有对经济创新的政治限制。生命和历史的特征是，把总是具有非意图后果的改革、改善或生存策略付诸实践。一种聚焦于当下问题的哲学史必须承认这些关于人类世界的事实。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洪特努力把这种取向应用于研究17世纪以降欧洲社会就提出来的那些政治和经济问题。最终成果就是他的鸿篇巨制：《贸易的猜忌》。

《贸易的猜忌》解释说，20世纪的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因为其信奉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这两种思想传统都依赖于“隧道历史”（tunnel histories），也就是用来证明这两种思想传统之正当性的历史叙事。这些隧道历史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没能处理经济的政治化问题。从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经济的政治化已经改造了智识生活，并且在18世纪导致了一系列关于政治与经济之关系的卓越研究。洪特的观点是，学者们由于法国大革命结束后衍生的那些腐化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理解18世纪思想的能力。在《贸易的猜忌》中，洪特描述了那场关于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和经济对政治的控制之间关系的论争，这场论争是从大卫·休谟试图驳斥伯纳德·曼德维尔的商业社会观开始的。洪特为思想史家列出的议题奠基于下述观点：要理解现代政治，霍布斯或马克思都不可靠。事实上，这两人对哲学家和史学家所产生的压倒性影响已经损害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对洪特来说，霍布斯只是部分“现代的”，因为他并未充分地分析商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洪特称霍布斯是最后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之一，理由是“在他的政治学中，经济没有任何重要意义”。正如洪特所言，霍布斯的思想“实际上纯然是政治学”。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发现相反的问题。马克思曾试图完全取消政治，用“一种清除了私有财产及其政治护卫者（国家）的扭曲性影响的、真正人类效用的纯粹交换经济”来取代政治。这样一种热望是不切实际的。此外，试图取消政治不可避免地就会带来整个社会更多的自由丧失。洪特说，当下令人担忧的两大问题是：经济是否可以独立于政治而得到审视；抑或是否由于“现代代议制共和国……对市场有一种选择性亲和”，所以经济与政治是以复杂的方式互相关联的？处理这样的问题要求我们回到那些其“分析深度”从未被超越的思想家——休谟和斯密，因为他们“对未来，即一个由竞争性商业国家组成的全球市场的看法……仍然应当得到我们的注意”。

洪特承认，波考克在《马基雅维里时刻》（普林斯顿，1975年）中重构了共和主义对市场的批评是重要的，在波考克的叙述中，贸易的猜忌被看作战争和国际对抗的肇因。他接受波考克的观点，即自然法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在把共和主义观念与好战性联系起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好战性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国家猜忌”，而如果要实现和平，就需要将好战性从政治生活中移除。洪特的新洞见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和商业现代性，也“主要在关于国家荣耀的共和主义学说与关于全球市场的现代政治学之间”发展出了重要的政治协同作用。当国家理性以贸易猜忌的形式被应用于国际贸易时，当由它所引起的自我防卫感与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相叠加时，它就证明了针对欧洲以外国家的帝国主义意图的正当性，并导致了对外经济扩张。当国家理性与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被应用于欧洲内部的国家间贸易时，一些形式非常不同的国家政治就产生了，因为为反对“垄断者”的战争进行辩护的正当理由被广为使用，而且使摧毁邻国的贸易成为必需的经济实践（一个经典案例是大不列颠对爱尔兰的所作所为）也变得司空见惯。一个比之前远为不安全的世界诞生了，而关于这个世界的思想史，特别是关于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之关系的思想史，才刚刚开始谱写。洪特感兴趣的是，国家理性以何种方式损害了以德性为基础的政治取向，从而产生了一个由民族主义、重商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致力于阻止人民像政治主体一样行动的虚假民主所构成的世界。这就是启蒙的阴暗面。

从这个视角看待历史，使洪特建议“抛弃19和20世纪的概念包袱”，拒绝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观念，并且对现代性的观念采取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洪特确知，很多思想史继续以“实用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方式被书写。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已经发现辉格式的历史解释支持了英国的民族主义。辉格历史学家们把新事物的创造伪装得好像是旧有之物，结果确立了一种“虚假的历史意识”。对洪特来说，关于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剑桥学派思想史的关键事实是，它试图进一步推进巴特菲尔德的使命。它通过两条路径来实现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波考克关于马基雅维里之影响的论著。洪特把英国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称为“辉格历史解释的传承话语”，并且强调了这两位学者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波考克确实在巴特菲尔德的指导下于1952年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业。在洪特看来，剑桥学派值得一提的第二个分支是邓肯·福布斯的著作。福布斯的《休谟的哲学政治学》（1975）以卓越的细节分析表明了休谟对“庸俗的辉格式”主张——新教与反抗建立了英国的自由——的拒斥。毋宁说，在休谟的“怀疑论的辉格叙事”中，公民自由是一切形式自由的基础，它反过来又依赖于财产的安全，并且是通过贸易的逐步增长而建立起来的。并不存在最初的撒克逊人的自由，公民自由不以先引入政治自由为先决条件。对休谟来说，不重复17世纪的英国内战而在全欧洲引入公民自由是可能的。洪特把他自己的著作看作是，以修正“福布斯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的方式把福布斯的解释推向前进。在休谟提出他的观点之后，从商业中来解释现代自由的起源正是亚当·斯密的成就，当然，斯密对现代自由起源的解释要比休谟的解释清晰明确得多。对斯密而言，奢侈生活既削弱了罗马帝国，也削弱了封建时代欧洲的政治体。然而，当罗马帝国崩溃后，一些致力于商业的罗马帝国的城市却存活了下来，并且保持了它们长久以来就已开辟的通往东方的贸易路线。正是大型君主国的封建精英沉迷于东方世界供给的奢侈消费，才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权力。根据洪特的重述，斯密认为，文艺复兴的共和主义并非欧洲自由的源头。意大利诸城市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结果促进了自治的贵族政体，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为欧洲君主国提供了给养。在政治自由与作为当代欧洲生活之标志的更为形式多样的自由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正如洪特所言，斯密同意“政治和商业行动者总是追求短期利益，而没能看到长期的后果”。商业的兴起仅仅是因为战争的经济需要创造了珍视公民自由的军事精英。公民自由在全欧洲的扩散“是奢侈和战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斯密而言，欧洲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以洪特所谓的“倒序”发生的。换句话说，它始于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就已经十分繁荣的奢侈品远途贸易，随后国内贸易才逐渐发展起来，直到最后农业才变得商业化。众所周知，斯密反对重农主义和流行的或曰重商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战略，后两者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老生常谈。洪特认为，斯密《国富论》的伟大成就是设计了“一种无需推翻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独特性的经济改革战略。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面向所有后来人对公民自由及其独特的欧洲经济先决条件作出的一个伟大的——也许是最伟大的——辩护”。斯密像休谟一样，努力摧毁人们的一些相关错误观念——欧洲自由史以及它与古代自由传统或各种现代形式的政治自由之关联的假定。在洪特看来，当历史学家们致力于特定的立场时，无法避免目的论的隧道历史就发展起来了。他的意思是，当思想史家信奉共和主义或自然法作为欧洲自由发展叙事里最重要的推动力时，隧道历史就出现了。从洪特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在剑桥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反学派”的形成，把一群具有相当多元化取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施特劳斯学派和后现代的历史研究取向持怀疑态度。任何人只要意识到当代的意识形态没能理解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关系，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思想史研究才能被发现，都可以被称为这个“反学派”的一员。

洪特以超出任何一个同时代人的雄心，来捍卫一种看待思想史的观点。他把思想史描述为唯一能够评估各种现代意识形态，通过历史分析来展现其优势和不足的至关重要的学科。当洪特说19和20世纪在政治观念上只是“二流的”，他并不全是在开玩笑。要理解现代政治，就必须仔细考察“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最初开始成为政治理论核心议题的那个时期”。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的目标就是要回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因为通过重构他们的政治学，而无需参照当代意识形态，我们就有可能“在18世纪的国际市场竞争理论中发现政治上的洞见，而这对于21世纪仍旧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思想史的任务，它最大的用处就在于它“揭示了困境的真相，并且使我们无需陷入重复性的争论之中”。洪特的《贸易的猜忌》明确“提供了这样一种历史，眼光紧紧锁定于当代的种种挑战”。

贝拉·考波希（洛桑大学）

理查德·沃特莫尔（圣安德鲁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