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骄傲
我们四个四十五以上的人一路走着，谈着幼年同学时候的情形：某先生上理科，开头讲油菜，那十字形的小黄花的观察引起了大家对于自然界的惊奇；某先生教体操，说明开步走必须用力在脚尖儿，大家听了他的话，就连平时走路也是一步一踢的了；为了教厨夫受窘，大家相约多吃一碗饭，结果饭桶空了，添饭的人围住饭桶大声呼喊，各各显出胜利的笑容；为了偷看《红楼梦》一类的小说，大家把学校发给的蜡烛节省下来，等到摇了熄灯铃，就点起蜡烛来，几个人头凑头的围在一起看，偶而听到老鼠的响动，以为黄先生查看寝室来了，急忙吹熄了蜡烛，伏在暗中连气也不敢透……
重庆市上横冲直撞的人力车以及突然窜过的汽车，对于我们都只像淡淡的影子。后来我们拐了弯，走着下坡路，那难走的坡子也好像没有什么了。我们的心都沉没在回忆里，我们回到三十多年以前去了。
邹君拍着戈君的肩膀说：“还记得吗？那一次开恳亲会，你当众作文，来宾出了个题目，你匆忙之中看错了，写的文字牛头不对马嘴。散会之后。先生同学都责备你，你直哭了半夜。”
戈君的两颊已经生满浓黑的短须，额上也有了好几条皱纹，这时候，他脸上显出童稚的羞惭的神情，回答邹君说：“你也哭了的。你当级长，带领我们到操场上去运动，你要踢球，我们要赛跑。你因大家不听你的号令，就哭到黄先生那儿去了。”
“黄先生并不顶严，可是大家怕他，怕他又不像老鼠见于猫，是真心的信服他。”孙君这么自言自语，好像有意把谈话引到别一方面去似的。
我就接着说：“他的话不只是一句话，还带着一股深入人心的力量，所以能教人信服。我小时候，常常陪着父亲喝酒，有半斤的酒量。自从听了黄先生的修身课，说喝酒有种种的害处，便立志不喝了，一直继续了三年。在那三年之中，直是一点一滴都不曾沾唇。”
“教室里的讲谈能够在学生生活上发生影响，那是顶了不起的事情。”当了十多年中学校长的孙君感叹的说。
我们这样谈着走着，不觉已到了黄先生借住的那个学校。由校工引导，走上坡子，绕过了两棵黄桷树和一丛茂盛的慈竹，便到一座楼房的前面。上得楼梯，校工指着靠左的一间屋子，含糊地说了一句什么，便转身走了。我们敲那屋子的门。
门开了，“啊，你们四位，准时刻来了。”那声音沉着有力，和我们小时候听惯的一模一样。“咱们多年不见了。你们四位，往常也难得见面吧？今天在这儿聚会，真是料不到的事情。”
我在上海和黄先生遇见，还在十二三年以前。那十二三年的时间加在黄先生身上的痕迹，仅是一头白发和一脸纤细的皱纹。他的眼光依然那么敏锐有神，他的躯体依然那么挺拔不倚，岂但和十二三年前没有两样，简直可说三十多年来并没有什么改变。我这么想着，就问他一路跋涉，该受了很多辛苦吧。
黄先生让我们坐了，就叙述这回辗转入川的经历。他说在广州遇到了八次空袭，有一次顶危险了，落弹的地点就在两丈以外，他在生死浑忘的心境中体验到彻底的宁定。他说桂林的山好像盆景，一座一座的拔地而起，形状尽有奇怪的，可是没有千岩万壑茫茫苍苍的气概，就只能够引人赏玩，不足以移人神情了。他说在海棠溪小茶馆里躲避空袭，一班工人不知道利害，还在呼吆喝六的赌钱，他就给他们讲说，教他们非守秩序不可。
他说得很多，滔滔汩汨，有条理，又有情趣，也和三十多年前授课时候一个样子。
等他的叙述作个段落，邹君就问他自从家乡沦陷直到离开家乡的经过。
“我不能不离开了。”他的声音有些激昂，“我是将近六十的人了，不能像他们一样，糊糊涂涂的，没有一点儿操守。我宁愿挤在公路车里跑长路，几乎把肠子震断；我宁愿伏在树林里避空袭，差不多把性命和日本飞机打赌；我宁愿两手空空，跑到这儿来，做个无业难民；我再不愿停留在家乡了。”
听到这儿，我才注意那个房间。以前大概是阅报室或者学生自治会的会议室吧，一张长方桌七八只凳子以外，就只有黄先生的一张床铺，底下横放着一只破了两角的柳条提箱。若没有窗外繁密的竹枝，那个房间真太萧条了。
黄先生停顿了一下，就从家乡沦陷的时候说起。他说那时候他在乡间，办理收容难民的事情，一百多家人家，男女老小四百多人，总算完全安插停当了，他才回到城里。于是这个也找他来了，那个也找他来了，要他出来参加维持会。话都说得很好听，家乡糜烂，不能不设法挽救啊，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无非那一套。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他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们要这么做，我没有那种感化力量教你们不这么做，可是我决不跟你们做。”接着他愤慨的说：“这些人都是你们熟悉的，都是诗礼之家的人物。在临到试验的时候，他们的骨头酥了。我现在想，越是诗礼之家的人物，仿佛应着重庆人的一句话，越是要不得！”
一霎间我好像看见了家乡好些熟悉的人的状貌，卑躬屈节，头都不敢抬起来，尴尬的笑脸对着敌人的枪刺。“在他们从小到大的训练之中，从没有机会知道什么叫做民族的吧。”我这么想着，觉得黄先生对于诗礼之家的人物的感想是切当的。
黄先生又说拒绝了那些人的邀请以后，他们好像并不觉得没趣，还是时时和他纠缠不清。县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学务委员，薪水多少；省政府成立了，要请他当教厅科长，薪水多少；原因是他以前当过省督学的职务多年，全省六十多县教育界的人物，没有谁比他再熟悉的。他为避免麻烦起见，就在上海一个教会女校里担任两班国文，人家有事情在那儿，你们总不好意思再来拖三拉四的了。于是他往上海去，咬紧了牙齿对城门口的日本兵鞠躬，侧转了头给车站上的日本兵检验“良民证”。说到这儿，他掏出一个旧皮夹子，从中间取出一张纸来授给我们看。他说：“你们一定想看看这东西的。这东西上贴得有照片，我算是米店的掌柜，到上海办米去的。你们看，还像吗？”
我们四个传观了，“良民证”回到黄先生手里。黄先生又授给孙君说：“送给了你吧。你拿到学校里去，也可以教你的学生知道，现在正有不知多少同胞在忍辱受屈，身上给敌人打着耻辱的戳记！”
孙君接了，珍重地放进衣袋里。黄先生又说他到了上海以后，半年中间，教书很愉快。那些女学生不但用心听课，还能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时代，一个人必须在书本子以外懂得些什么，做得些什么。但是，到了两个月之前，纠缠又来了。上海的什么政府送来了一份聘书，请他当教育方面的委员，没有特定的事务，只要开会的时候出几回席，尽不妨兼任，月薪两百元。事前不经过商谈，突然送来了聘书，显而易见的，那意思是你识抬举便罢，如果要说半个不字，哼，绝对不行！
“我不能不走了。我回想光绪末年的时候，一壁办学校，一壁捧着心理学教育学的书本死啃，穷，辛苦，都不当一回事，原来认定了教育是一种神圣事业，它的前途是一个美善的境界。后来我总是不肯脱离教育界，缘故也就在此。我怎么能借了教育的名义，去教人家当顺民当奴隶呢？我筹措了两百块钱，也不通知家里人，就跨上了开香港的轮船。”
“我们有黄先生这样一位先生，是我们的骄傲！”戈君激动的说着，讷讷的，说得不很清楚。
我心里想，戈君的话正是我所要说的。再看黄先生，他的敏锐的眼光普遍注射到我们四个，脸上现出一种感慰的神情。他大概在想我们四个都知道自爱，能够做一点正当事情，还不愧为他的学生吧。
（一）本篇记叙与黄先生一度的会晤，就从这中间表现出黄先生的性格。
（二）就本篇看，黄先生对于教育抱着怎样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