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尔虎达父子的战绩

沙尔虎达，这位1599年出身于“虎尔哈地方苏完部瓜尔佳姓”的巴图鲁，少年时就跟随父亲桂勒赫归顺努尔哈赤，被编入镶蓝旗，授予牛录额真的职位。随后他以伐瓦尔喀部有功，加授世职备御，开始在军事生涯中崭露头角。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前锋参领沙尔虎达跟随皇太极攻打明军大凌河据点，包围重镇锦州。从此他跟随皇太极鞍前马后，几乎参与了八旗军攻略明朝和朝鲜的所有战事，颇有斩获，屡建军功。

“三年，复从伐明，拔遵化，薄明都，沙尔虎达战郭外，败明兵，进世职游击。自是数奉命与噶布什贤章京劳萨等率游骑入明边，往来松山、杏山间，获明逻卒十八及牙将为逻卒监者，并得牲畜、器械甚夥。崇德元年，从伐朝鲜，破敌南汉山城。三年，与噶布什贤噶喇依昂邦吴拜将八十人行边，至红山口，遇明兵，斩裨将二；击走明骑兵自罗文峪至者，搴其纛，得马四十；又破明步兵自密云至者，斩百余级……”

入关后，他又继续参与清军对李自成和南明的作战。截止到1650年，他已经升调为满洲镶蓝旗副都统。

时值俄国人屡屡窜扰东北边陲。如前文所说，1652年，清军在乌扎拉村之战中战败。在处罚完相关负责人之后，为加强东北防务，这年8月，顺治皇帝下旨将原属盛京昂邦章京管辖的宁古塔副都统升格为宁古塔昂邦章京，建立起直属中央的军事行政双职能管理体制。出生在宁古塔边外，熟悉边疆舆地民情而又军功卓著的沙尔虎达临危受命，成为首任宁古塔昂邦章京，时年53岁。颇为体恤臣属的顺治皇帝给了这位新官上任的老将一支外援——100多名来自李氏朝鲜的鸟枪手。

说起朝鲜鸟枪手，就不得不提起著名的“壬辰倭乱”，也就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抗日援朝战争。在那场战争中几乎被日本人灭国的朝鲜，深为日军单兵火器的犀利所震慑。日本单兵火器的发展，最早源头是种子岛铸剑师八板金定奉其主公种子岛时尧之命，仿制葡萄牙火绳枪，此即种子鸟铳，别称“铁炮”。随后其衍生产品因产地不同分为国友筒、堺筒和萨摩筒，长度从80厘米到180厘米不等，有效射程从50米至200米不等，性能不亚于葡萄牙原装货。战争结束后，痛定思痛的朝鲜统治者下了很大功夫组建了自己的火器部队，这些鸟枪手装备的就是壬辰倭乱中缴获和仿制的日本“铁炮”。虽然这支队伍未必是训练有素的虎狼之师，却也算是朝鲜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兵种。

在“壬辰倭乱”中，明朝军队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没有明军的流血牺牲就不会有朝鲜的复国。因此李氏朝鲜君臣对宗主国大明朝一直“感恩戴德”。再加上此前朝鲜就与女真各部落多次有过战争，所以后金兴起后，朝鲜的火器部队更是多次响应明朝的号召，参与讨伐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的战斗序列里就有1万多名朝鲜士兵。之后为了教训“纍世得罪我国”的李氏朝鲜，皇太极两次调兵进攻朝鲜。这就是1627年的“丁卯胡乱”和1636年“丙子胡乱”。最后，后金军打得朝鲜不得不进贡称臣。尽管如此，朝鲜内部的顽固派势力受华夷之辨思潮的影响，依然相当敌视清朝。故而顺治以加强“宁古塔防务，剿灭罗刹”，下诏令朝鲜征调火器部队赴宁古塔，也有试探朝鲜是否恭顺的意味，以防备朝鲜有不轨之心。

清世祖顺治皇帝朝服像

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朝鲜最后还是乖乖服从上国的号令：1653年，由朝鲜军官边岌率领的100名鸟枪手、1名哨官、2名翻译、48名旗鼓手和火丁组成的远征队，从朝鲜东北部咸镜北道的会宁出发，渡过图们江，于1654年3月份在宁古塔与沙尔虎达率领的清军会师。

1654年6月6日，沙尔虎达亲率清军、朝鲜兵及赫哲族武装700余人，分乘20多只战船和140多只小桦皮船巡阅松花江一带的江面。结果他们与正在溯松花江而上的斯捷潘诺夫一伙不期而遇，双方随即爆发激战。

据边岌给朝鲜孝宗的报告中称：“臣到曰哈（地名，今松花江口附近）始遇贼舡，大舡十三只，可载三百石。小船二十六只，似倭舡矣。”相比之下，清军的船只就寒酸得多了，“小者仅容四五人，四十只；大者可容十七人，二十只”。沙尔虎达先以赫哲族武装300人乘小桦皮船与俄国人接仗，同时命清军和朝鲜兵上岸。岸上，清军早已修筑了由壕沟和“堡篮”所组成的防御工事。击溃了赫哲人的斯捷潘诺夫指挥俄国人企图抢滩登陆，却遭到以防御工事为掩护的清军和朝鲜兵以箭雨和枪弹构筑的火力打击。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八天，“许多哥萨克受了伤，火药和铅弹用完了”。最终斯捷潘诺夫等驾舟溃逃，并且“不得不放弃到松花江一带抢劫粮食的念头”。清军取得了与俄国人交锋以来的第一场战术性胜利，这就是第一次松花江口之战。对于沙尔虎达和他麾下的清军士兵来说，这一战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对于斯捷潘诺夫匪帮来说，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1655年至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俄国人连续三年南下骚扰宁古塔边外，沙尔虎达从容应对。1657年，清军再次于尚坚乌黑地方（今佳木斯境内）给了斯捷潘诺夫一记重击。虽然是连战皆捷，但沙尔虎达对此并不满足。他心中早已酝酿着把这群入侵者一网打尽。不过过往的经验教训告诉他，彻底歼灭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他们离开防御体系完备的城堡时，集中优势兵力与火力把他们围歼在旷野和水上。因而他抓紧时间于宁古塔征发造船工匠出身的流犯，打造大型的战船，扩大水师规模。京城里的顺治皇帝，也盼着能早日一劳永逸地根除外患，因而他陆续调集精锐士卒和炮械战具赴宁古塔备战。驻防宁古塔的常备兵员由1653年（清顺治十年）的430名增至996名。朝鲜方面也“差北道虞侯申浏为领将，率哨官二员，鸟铳手二百名，及标下旗鼓手、火丁共六十名，带三个月粮往待境上”，这支部队于1658年6月9日到达宁古塔。再次出击的时机已经成熟。

1658年7月5日，沙尔虎达率领由1400名清军和200名朝鲜兵组成的讨伐部队，乘坐47条载有火炮的大船，自宁古塔北部的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出征。7月10日，清军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今黑龙江省同江市），与正在乘船下航的斯捷潘诺夫部500名哥萨克遭遇。

战斗一开始，清军就以火炮轰击俄国人的船只，180多名哥萨克被猛烈的炮火所震慑，遂脱离斯捷潘诺夫的指挥，挤在一艘船上逃往黑龙江下游地区。于是战场上只剩下320名哥萨克作困兽之斗。双方的船只越靠越近，最后甚至发生了跳帮厮杀。清军士兵在朝鲜鸟枪手的火力支援下，跃上俄国人的船只与俄人短兵相接。三天后战斗终于结束，清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尽管拥有兵力和火力的优势，清军和朝鲜兵的总伤亡还是要大于俄国人，320名清军士兵和45名朝鲜兵伤亡。当然如此大的代价也没有白白付出，俄方11艘战船中，7艘沉毁，3艘被俘，1艘逃跑，包括斯捷潘诺夫本人在内的270人被击毙或俘虏。黑龙江上，成建制进行侵略活动的哥萨克队伍一半以上在此被歼。虽有少数仍旧活动于黑龙江上游和下游地区，但已不能再成气候。沙尔虎达也凭此战的胜利步入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不过，他也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大半生都在疆场上厮杀，收获了荣耀和升赏的同时，沙尔虎达也沾上了一身的病痛。早在赴任宁古塔那会儿，沙尔虎达就已经重病在身，其所亲临的每一次战斗都是抱病指挥。顺治皇帝甚至把自己的御医都派到了沙尔虎达的身边，以保证后者的健康。然而，死神还是降临了。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2月，大清帝国东北边疆的顶梁柱——瓜尔佳·沙尔虎达，在疆场厮杀了四十余年后，终于因为积劳成疾，战伤复发死于宁古塔昂邦章京任上，年60岁。一个月后，沙尔虎达的棺椁被迎回北京，顺治皇帝顾念他昔日的功勋，命令内大臣爱兴阿、尚书宁古里等主持，“齎茶酒迎奠之”，同时赐予他“襄壮”的谥号。顺治皇帝还指示吏部，派遣沙尔虎达的儿子巴海继续担任其父生前的职务。“宁古塔边地，沙尔虎达驻防久，得人心。巴海勤慎，堪代其父。授宁古塔总管。”

出身军旅的巴海是个文武双全的通才。他与汉人同年参加科举考试，考取满洲探花。1657年，他升密枢院大学士。父亲过世后，他袭父爵，被派到宁古塔治所任总管，同年接任昂邦章京。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8月，巴海会同副都统尼哈里率领水师，巡弋至黑龙江下游的伯力一带的古法坛村，并设下伏击，将第二次松花江口之役开战之初就逃跑的180多名斯捷潘诺夫余部一举全歼。《清史稿》以相当精练的语言记载了此次战役的全过程：“帅师至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诇敌在飞牙喀西境，即疾趋使犬部界，分部舟师，潜伏江隈。俄罗斯人以舟至，伏起合击，我师有五舟战不利。既，俄罗斯人败，弃舟走，巴海逐战，斩六十余级。俄罗斯人入水死者甚众，得其舟枪炮若他械，因降飞牙喀（费雅喀）百二十余户。”至该年年底，宁古塔水师沿着黑龙江开展了大张旗鼓的军事行动，一举拔除了呼玛堡、雅克萨等俄国据点，肃清了黑龙江全境的哥萨克。这块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终于恢复了平静。俄国史学家瓦西里耶夫在其著作《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中提到1660年的史事时，曾这样写道：“雅库次克哥萨克远征阿穆尔的结果，是熟悉了阿穆尔地区。此外，他们迫使人们承认阿穆尔是莫斯科罗斯的合法遗产。迟早它应当成为俄国的。因为，已经查明，它不属于中国……但是，在阿穆尔问题上也不可不重视中国的力量，这一点也开始明确起来，为此，需要积蓄力量……”字里行间流露出俄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对黑龙江的勃勃野心。然而，清朝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认为边境安宁已得到保障的朝廷没有在该地区留下哪怕一支驻军，这就注定了中俄双方的角力不会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