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传播机制研究：框架设计与方法

1.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利用课题组2012年在上海、嘉兴、北京、深圳四地获得的农民工问卷调查一手数据，采用定量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信息传播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基于“信息需求层次”假设，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信息的传播机制是怎样的？人际、组织、大众三种传播形式，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中分别有哪些特点，扮演了什么角色，形成了怎样的传播机制？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根据这一核心问题，分解出具体研究目标为：细致描述、总结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并与老一代农民工进行比较；以“需求层次理论”为依据，验证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分层状况及特点；以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四类信息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渠道特点及影响因素，并比较四类信息获取渠道的差异，从而总结出农民工的信息渠道选择模型；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三个层面入手，试图深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行为与传播机制，紧紧围绕信息传播现状、传播结构、不同传播方式对农民工信息生活的影响等方面，对新生代的信息传播机制进行系统研究。

研究框架如图0-1所示。

基于上述研究框架，具体的研究思路是：

（1）以发展传播学为理论视角，强调信息传播在农民工现实生活、个人发展、社会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立足新闻传播学科和信息学科，对该领域与农民工有关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归纳和述评，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研究空间。

（2）对农民工的代际分化现象进行研究，从主要社会特征、群体素质特征、基本职业活动、生活与社会认同等方面，比较新老两代农民工群体特征方面的异同，发现并概括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点。

（3）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层次”进行检验，采用“投射法”，将农民工的信息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物质信息需求、安全信息需求、社交信息需求、尊重信息需求、自我实现信息需求五类。在研究中，鉴于社交信息（如交友结社）的相对私密性，故暂不考察，只关注其他四类信息，分别以“衣食住行信息”、“医疗保健信息”、“维权社保信息”、“子女教育信息”具体代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对上述四类信息的需求状况、获取难易程度及满意度，并探索相关影响因素。同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与老一代农民工进行“共时态”的比较。

（4）在总体呈现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渠道现状的基础上，对其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四类信息的获取渠道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并尝试把人际渠道、组织渠道、大众传播渠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置于同一个研究模型中，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使用意愿等方面，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模型（ICUM），从而更好地揭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的因素及其互相间的关系。

（5）鉴于人际传播在新生代农民工信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从个体网和整体网两个视角出发，分析农民工的人际传播机制。在个体网分析中，梳理了农民工人际传播的主要方式，通过网络规模、关系构成、关系强度、人际传播活跃度、传播网络异质性、趋同性、传播内容等指标，讨论了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行为特点及影响因素，并通过统计模型检验了人际传播在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形成中的作用。在整体网分析中，以某个规模适中的有边界的农民工群体为例，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进行人际传播网络的指标研究和模型研究。指标研究主要揭示单一层次的网络结构，模型研究则把三个层次同时考虑在内，从而发现不同层次结构之间的联系。

（6）与人际传播较多关注传播模式与结构不同，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则更多关注传播机制中的信息行为、传播活动组织、传播协调与控制，传播效果等非结构方面的因素。组织传播机制中，试图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传播行为置身于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大背景下，探索建立在充分的信息传播、共享、沟通基础上的城市农民工管理新模式。大众传播在准确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行为、对媒介信息评价之后，聚焦于传播效果，重点探讨了大众传播机制对农民工观念、知识水平以及现代性人格形成的影响，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上述研究模块中，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信息渠道选择、三个层面的传播机制分析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从发现信息需求，到厘清信息渠道选择模型，再到传播机制分析是一个逐步递进，步步深入的过程。作为第一层面的、信息消费的第一环节，信息需求侧重于通过描述性研究，旨在客观全面地呈现现状，作为后面研究的事实依据。立足于信息需求之上的信息渠道选择，目的是为了揭示农民工在信息消费第二个环节——信息获取占有中的行为特点，涉及动机、态度、评价等现象背后的因素。如果说信息需求、信息渠道选择主要从“信息类型”这一维度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现象，那么随后的三个层面的传播机制研究，则是从另一个维度——传播的层次，对农民工的信息传播现象进行多元考察。本研究正是想通过这样多维度、全方位、立体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层次和传播机制有深入的剖析。

全书共分八章。其中第三、四、五、六、七、八章构成了研究的核心。具体各章节的主要内容是：

绪论　从总体上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提出研究的问题并界定相关概念；明确研究目标，提出具体研究思路和框架，以及简要介绍基本研究内容；介绍研究中的数据来源和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　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与传播机制研究渊源。对本研究所依托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个人现代性理论、信息弱势群体理论、信息需求层次理论、意义建构理论、传播过程模式、二级传播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等八个主要理论进行简要介绍；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农民工信息弱势现象研究”、“新闻传播学界的农民工研究”三个方面，对与本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梳理与述评；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空间。

第二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从主要社会特征、群体素质特征、基本职业活动、生活和社会认同四个方面，通过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原籍地、教育水平、行业分布、外出务工时间、外出动机、初次外出方式、就业稳定性、人均月收入、居住方式、身份认同、务工地方言水平、未来打算等多项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同时，结合课题组同期对老一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以及2002年本课题组对农民工相关调查的数据，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进行比较，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评价。本章以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四种农民工的日常信息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信息需求层次”假设，比较新老两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亚群体对四种信息的需求程度、获取难易度、满意度评价，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信息需求、获取难易度、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第四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获取渠道。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信息获取渠道总体上呈现怎样的特点？对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维权社保、子女教育四种不同的信息，新生代农民工的获取渠道分别是怎样的？不同亚群体在信息获取渠道选择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具体到某种信息的获取，农民工的渠道偏好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新老两代农民工的信息渠道偏好因素，是否也有差异？如果信息渠道选择是理性的行为过程，那么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选择态度等相关因素，对最终的渠道选择意向，又有怎样的影响？借助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mlogit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一系列统计建模手段，通过对调查数据较为深入的挖掘与分析，完成对上述问题的解答。

第五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机制——人际传播（个体网）。按照人际传播行为中是否存在“中介”，将农民工的人际传播分成两类：以亲身/面对面为主的直接人际传播，以电话/手机/书信/互联网为“中介”的间接人际传播，并分析了各种人际传播方式的特点。之后，以个体网为分析视角，从人际传播网规模、人际关系密切度、人际传播活跃度、人际传播网异质性、人际传播网趋同性、人际关系构成、人际传播内容等指标入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传播行为的特点及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际传播行为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现代性形成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机制——人际传播（整体网）。以整体网为研究视角，关注四类信息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人际传播状况及主要传播特点。通过对Y公司的个案分析，紧紧围绕“传播结构”这一核心概念，对关系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试图对包括中心性、无标度特征、结构洞、意见领袖等在内的微观结构；包括二方、三方关系、凝聚子群、子群重叠性、结构对等性等在内的中观结构；包括核心-边缘分析、网络相关性、小世界特征、指数随机图模型（也称p*模型）等在内的宏观结构，均有清晰的呈现，从而尽可能地细致分析农民工人际信息传播机制。

第七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机制——组织传播。重点聚焦于“他组织”传播，从“农民工管理中的组织传播”切入，梳理了组织传播在农民工管理中的具体作用和形式，分析现有组织传播的不足，结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传播现状的实证研究，以及对组织传播个案的深入分析，立足于社区信息传播，提出了农民工管理创新模式——社区服务管理模式。

第八章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传播机制——大众传播。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媒介行为表现出哪些特征？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对媒介信息的态度和评价如何？第三，从知识、观念、个人现代性等方面，探讨大众传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是逐步递进、深入的过程。此外，研究中秉承了比较的视角，尽量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与同时期老一代农民工进行对比，以期更好地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大众传播机制方面的特点。

结论、建议及展望　对本研究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总结，给出最终结论；以此为基础，结合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实际，从宏观制度、中观意识、微观操作三个层面，提出若干旨在改进新生代农民工信息传播工作、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获取能力、在信息化社会中实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从而促进社会融合的政策建议。最后，对本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了讨论，并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2.数据获得与研究方法

1）数据获得

如上一部分所述，本课题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研究，涉及“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比较。因此，研究的数据也由几部分构成。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内容，研究数据分别来自课题组先后四次不同的问卷调查：①2012年1—3月，在上海、嘉兴、北京、深圳四地，对2000个农民工样本的抽样问卷调查，此数据是本研究的主体数据；②2009年11月，对上海地区500个农民工样本的抽样问卷调查，主要用于个体网分析；③2012年4月，对上海市宝山区Y公司的农民工全样本问卷调查，主要用于整体网分析；④2002年7—8月，对上海地区400个农民工样本的抽样问卷调查，作为历史数据，主要用于比较分析。

四次问卷调查的具体抽样过程分述如下。

（1）2012年四城市调查数据

整体上，农民工抽样调查以“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具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员”为调查对象。参考以往研究成果及农民工居住环境现状，农民工一般可以分为两类：“散居”（自己租房居住，与市民混居在一起，多为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家庭户）和“聚居”（主要分集体宿舍式和村落式聚居两种形式）。相应的，问卷调查也分别从“聚居”和“散居”两种渠道入手。

上海、北京、深圳，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吸纳了大量外出务工人员。据上海市统计局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2012年末，上海市外来常住人口为960.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已达40.3%，在外来常住人口中，逾7成为农民工。截至2012年3月，北京地区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就有312.82万人，而深圳地区的参保农民工人数，早在2009年初就已经突破了581万人。同时，上海、北京、深圳分别位居中国地理版图的东部、北部和南部，几乎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地区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此外，嘉兴市作为长三角地区和浙江省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吸引了大量农民工的涌入。据《浙江省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早在2005年底，涌人嘉兴市的农民工总数就已达148.95万人，相当于嘉兴市户籍人口的44.6%。从全国范围来看，在这四个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另外，结合研究实际与便利，课题组最终选择上述四个城市作为我们的调查地点。

我们在各城市分别选择两个区（县），按照街道、居委会两阶段抽样后，每个城市选中10个居委会，将各居委会出租屋登记名单中的所有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的抽样框，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散居”类农民工。根据事先配额，在上海、嘉兴各抽400名，深圳、北京各抽200名。同时，又在上述四城市各选择1个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对名单中的农民工进行等距抽样，四地共抽取“聚居”类农民工400名。此外，我们在上海、嘉兴各确定一所农民工小学和一所农民工幼儿园，对学生家长进行等距抽样，共获得学生家长样本400名。通过这三种抽样方式，兼顾了样本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我们共发放了200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614份，有效率80.7%。其中出生于1980年及以后、符合本研究界定的“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条件的有931人，属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有683人。问卷包括个人基本情况、信息需求及传播渠道、媒介接触等三方面的内容，具体参见附录一。

（2）2009年上海地区调查数据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来沪农民工，具有来源广，以华东地区为主；年龄结构轻，以青壮年为主；流动频率低、稳定性高；行业分布多样，以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为主的特点。从上海的实际情况看，“散居”的农民工主要分布于8个中心城区，“聚居”的农民工主要分布于9个郊区。课题组选择了徐汇、长宁、普陀、闸北四个中心城区，按照街道、居委会两阶段抽样，选中8个居委会，将各个居委会出租屋登记名单中的所有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的抽样框，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散居”类农民工250名。我们又在宝山、嘉定两区，每区各选择了1个农民工聚居村和1个大量雇佣农民工的企业，对名单中的农民工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聚居”类农民工250名。此次调查共抽取样本500名，成功访问了395人，成功率79%。问卷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媒介使用、观念与态度、人际传播状况等四部分内容，具体参见附录二。

（3）2012年上海Y公司调查数据

在进行整体网研究时，我们以位于上海市宝山区的Y公司为考察对象。Y公司为典型的制造型私营企业，主营业务为工程塑料产品。截至2012年4月，Y公司共有员工85人，其中老板2人（为兄弟），办公室4人（兼销售、客服），财务室2人，各车间77人。Y公司根据业务的不同，设有六个车间，77名工人平时分属于各车间。但因为制造型企业业务琐碎庞杂，且公司场地较小，各车间的工人，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公司根据业务的需要，经常在各车间之间临时调配人员。所以全厂77名工人之间，多多少少互相间都有接触。这为整体网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条件。Y公司的人员构成，还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车间工人、包括各车间负责人，全部为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而老板、办公室、财务（统称为“办公室”）则多为上海人。除了车间负责人外，普通工人和“办公室”平时的交流较少，即使是交流，也仅限于布置生产任务、处理技术问题、产品质量改进等纯工作性事务。因此，我们将整体网的研究边界，确定为Y公司的所有车间工人，共77人，“办公室”人员不包含在内。整体网问卷参见附录三。

（4）2002年上海地区调查数据

2002年，本课题负责人曾在上海市徐汇区的漕河泾街道、长桥街道、徐家汇街道、康健街道、凌云街道，闵行莘庄地区、宝山吴淞地区、杨浦五角场地区的农民工中总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68份，有效率为92%。问卷涉及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工作、收入及社会保障，支出及子女教育，信息接触状况、社会关怀状况等方面内容。2002年调查作为历史资料，给本研究提供了参照数据。

2）研究方法

课题组结合了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主要运用统计学分析技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传播机制进行定量研究。

总体上看，本研究是对各种定量统计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研究所采集到的数据，可以分为属性数据和关系数据两大类。针对属性数据的统计技术，包括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SEM）、多元线性回归、二元/多元Logistic回归等；针对关系数据的统计技术，主要是社会网络分析法。具体所运用的分析软件包括STATA 12.0软件、SPSS 19.0软件、LIRSEL 8.70软件、UCINET 6软件、NetDraw 2.084软件、NetMiner 4软件等，具体情况如表0-1所示。

此外，课题组还对近50人次的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深度访谈获得的质性资料，主要应用于问卷前期设计、修改，及对定量研究发现的讨论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