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时代背景下的农民工概况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大量农民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即“民工潮”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且这一数字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还将进一步增加。

农民进城，从被视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为“有序流动”加以引导，再到被确定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认识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它表达了国家宏观城市战略的确立以及在此战略下微观策略的某种导向。随着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发布，“三农问题”再一次得到了凸现，上至国家决策层，下至专家学者、普通百姓又一次将目光聚焦于农民、农村、农业。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进一步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推进人口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使农民工在职业培训、社会保障、权益保护、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方面，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权益。这些都表明，农民工的市民化以及该群体的未来发展，已经纳入国家战略，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重要力量。

尽管如此，在当今中国，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农民工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在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地位，其工作和生活还游离在城市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之外，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在工作性质、居住分布、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心态、继承性、家庭模式等诸方面，无不表现为“边缘化”。甚至连“农民工”这个称号，也颇有意味，反映了他们来到城市后存在的悖论：分明已经是工人，却要加上“农民”二字做身份修饰；分明生活、工作在城市，却又被视为城市的外来者。社会将这群人称为“农民工”，多少也透着无奈，这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农民工”这一带有复杂感情的称呼，把这些人为城市奉献青春、血汗同时又被城市所排挤的矛盾刻画得异常分明。

随着农民工群体日趋庞大及外出务工时间的增加，以王春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早在2000年前后，就敏锐地意识到农民工群体中的“代际现象”，并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年龄在25岁以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距。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随后，在中国的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热潮，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1）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目前比较流行的是对新生代农民工“三高一低”的特征概括，即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生活享受要求较高，劳动耐受力较低；也有学者概括为五项特征：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高、乡土情结逐渐淡化、迁移动因突显发展理性、社会支持网络不断丰富、城市社会认同日渐形成。另有学者做了更为细致的概括：在外创业和移居城市动机较强、务农意识淡薄；女工所占比重甚至超过男性；文化及专业素质起点高，人力资本潜力大；跨区域、在大城市就业的多，外出半径扩大、视野更开阔；流动就业比例相对较低、累计外出时间延长；更自信，预期收入明显高于实际收入；对劳动、生活环境和条件要求提高；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强。2010年全国总工会（全总）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将新生代农民工概括为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四大群体特征。

（2）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深圳市总工会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低，面临生存困境，集中体现在温饱层次的生活水平，将就式的生活方式、缺乏正常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始终奔波在城乡之间、更重视现实利益、乏精神高度等方面。制度性的歧视也带来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困境，社会保障排斥、子女教育权和公共服务权益等方面不平等，劳资关系失衡，没有话语权。符平、唐有财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轨迹呈现倒“U”型，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其个人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心理定位、外出动因、职业选择、消费方式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生存状态并没有太多改善，城乡二元化结构、社会保障的不健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等导致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其他学者在珠三角、上海、南昌、包头等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均发现，其成长环境、工作生活现状、社会保障等方面均不容乐观，与市民有着较大差距。

（3）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新生代农民工当前的身份认同集中体现在：法定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难；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刘芳等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结论归纳为三个方面：对“农民”这一制度身份认同感较低，但对身份分类存在矛盾；缺乏社会认同，较少参与社区活动，与市民间存在距离；超过一半的人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对未来没有明确的身份定位。有学者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概括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也有学者更细化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多方面。总体上看，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因素包括制定政策性因素、自身因素、社会认同因素三方面。

（4）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主观愿望有所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维持生计，他们更想通过这种进城的机会来改变农民的身份，融入到城市环境中，成为一个城市人。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融入度依然很低，“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局面短时间内无法改变。许传新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隔离。刘传江、程建林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仅处于市民化过程中的中间阶段，距离实现城市融入还有很长一段路，目前仍面临很多障碍。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从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尴尬境地。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有制度因素、社会管理、劳动报酬、社会观念等其他社会因素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基本都停留于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生存状况、心理适应等方面的描述，基本没有对其信息传播现象及传播行为的深入考察。事实上，信息传播对人类社会发展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经济、社会发展是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传播的结果，人的生活离不开各种信息，信息需求贯穿于日常活动的始终，信息传播影响人的社会行为。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谁掌握了信息，谁就可以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占有主动。就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衣食住行、招工用人、技能培训、维权社保、文化娱乐、健康医疗、子女教育等，都离不开信息的需求与传播。有学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纵深化趋势，他们关注各类与自身生活、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也关注各类政治、经济信息，信息意识明显增强。

由于在自身认同、身份定位、成长环境等方面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必然呈现新的变化。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现状到底如何？哪些信息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哪些信息又是相对饱和的？信息传播是否已经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城市中的农民工聚居区是否表现为一个个“信息孤岛”？不同信息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如何传播？人际、组织、大众传播在新生代农民工信息行为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依托这三种渠道所传播的信息有何差异？较之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与信息传播机制方面，又呈现怎样的不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回答，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内容。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后起国家的现代化、产业化是以来自先起国家的文化传播为前提的”。国家如此，一国之内的不同群体亦如此。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后起”部分，农民、农村的现代化免不了通过来自作为“先起”的部分——城市的文化传播。农民工作为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与现代城市文明最接近的农村群体，既和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又和城市难舍难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是实现全体农民现代化的先头部队。城市文明也正是通过他们在广大农村地区得以更好的传播，产生更大的召唤力。而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相对于其他农民工，他们年纪轻、文化程度高，思路敏捷、视野开阔、学习能力强，相应的信息需求也更旺盛，信息传播活动更为频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信息化生活、信息传播机制方面的新特点、新模式，是准确把握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提升有关部门信息服务水平的关键，也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促进社会融合的核心问题之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看，本项研究属于发展传播学（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的范畴。传播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中国以来，虽然发展很快，但是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创新性、成果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效用方面都有待于加强。尤其是作为传播学重要分支的发展传播学，以其重点关注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社会变迁、人的现代化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特别适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之实际需求，理应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一定程度上，本研究也是对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小小探索和尝试，试图聚焦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和信息传播机制，进行中国式发展传播的实践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