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

1.研究设计

从已有文献看，国内对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实证研究，多侧重于从描述性的角度，分析农民工信息需求的种类、信息的获取途径、信息需求存在的问题，而对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则多停留于宏观的分析，较少有实证检验。俞守华等通过因子分析法，将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自身信息素质、经济状况、文化水平、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徐艳霞将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因素概括为自身信息获取能力弱、信息获取不平等、信息渠道狭窄三方面。孙耀明等认为，信息渠道狭窄、信息获取成本较高、信息素质不高、缺少信息交流平台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主要因素。陆雪梅认为，农民工对信息服务的需求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决定农民工对信息客体需求的因素，包括农民工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自然条件因素三个基本方面，二是信息服务的因素。据此，她将农民工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信息服务诱导因素（收入水平、进城务工时间）、信息服务的可及性等三方面，并依次通过回归模型检验了上述因素对农民工信息服务需求的影响。刁松龄对珠三角地区10城市2400位农民工问卷调查后发现，教育分化、制度阻隔、信息传递渠道单一是决定农民工信息需求现状的主要原因。

借鉴上述研究成果，我们将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分为五个方面：个人特征、流动特征、社会融合、信息环境、信息成本。社会融合代表了影响信息需求的主观方面，信息环境和信息成本是影响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客观条件，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则是重要的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已有研究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生活消费等民生信息，但对法律法规类信息的偏好上两者没有显著差异；相对男性，女性更关注生活消费、就业、医疗卫生等信息，以及子女教育信息，但两者对社会保障信息需求的偏好却相反。关于年龄对信息需求的影响，赵丽霞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民越关注政策法规及娱乐消遣等信息，而年龄越小的农民则越关注劳务信息。周培明等发现，年龄较小的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和参与意愿会比年龄较大者更强烈。肖倞的研究发现，年龄与生活消费、就业、子女教育等信息需求存在负相关，但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信息需求没有影响。陆雪梅发现，年龄与就业、技能培训信息需求负相关，但对社会保障信息、权益维护信息、社会交往信息、政治参与信息等均没有显著影响。比较遗憾的是，除了陆雪梅的研究外，上述结论大多是针对农民的信息需求所得，而非农民工。对于婚姻状况，一般认为，已婚农民工，由于养家糊口、子女培养等现实负担，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对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等信息的需求有所减弱。同时，因为有家庭、子女等现实情况，他们更倾向于追求安定的生活，工作策略相对保守，不愿意频繁地变动工作，因此就业信息需求也有所减弱。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民工信息需求的重要因素。较高的教育水平，开阔了农民工的眼界，激发了他们更多、更广泛的信息需求。拥有较高学历的农民工，在信息获取的技能、方法方面，也比低学历农民工更为全面。

我们通过外出时间、外出目的、工作稳定性这三个变量尽可能地全面反映农民工的流动特征。外出时间越短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越不熟悉，对各种信息，尤其是基本生活信息的需求也越旺盛。外出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可能更关注维权社保、子女教育、个人发展等深层次的信息。因此外出时间是农民工信息需求的重要预测变量，在检验农民工信息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将外出时间进行控制是必要的。外出目的反映了农民工外出的直接动机，外出动机又影响到农民工日常生活中对不同信息的需求。一个以赚钱为主要外出目的的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会更多关注求职招聘、衣食住行等与“赚钱”密切相关的信息。一个以“见世面”为外出目的的农民工，关注的信息肯定比经济型农民工更为广泛多样。因为接触各种信息，本身就是一个“见世面”的过程。工作稳定性也是反映农民工流动特征的重要变量。频繁换工作的人，往往更关注求职招聘等实用信息，其在城市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的长期性，相对脆弱，不太可能关注个人发展、子女教育等与未来发展密切相关的信息。

社会融合包括收入、务工地方言掌握水平、身份认同三个变量。收入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融合状况。收入较高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较好，愿意长期居留的意愿也越强。收入对农民工信息需求的影响不言而喻，获取信息往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越富裕的农民工，在获取信息时所收到的经济限制越少。同时，获取信息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经济实力强、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这样的风险，而经济实力差的农民工，往往会担心接触某种信息后带来的不确定性而采取主动规避的保守策略。务工地方言掌握水平反映了农民工对地域文化的适应情况，是文化融合的重要指标。掌握了当地的方言，就能更好的理解并适应当地的文化，与市民在日常交往中也会更顺畅。身份认同代表了农民工与城市的心理融合。心理融合说明移民已经逐渐地在生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遵守迁入地社会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观。自认为是“农民”的农民工，内心深处多多少少有着乡土情结，在城市务工仅仅是他们的阶段性选择，很多人把回乡作为最终归宿。自认为是“工人”的农民工，往往会把在城市居留发展作为长期选择。为了更好地在城市生活，他们需要更全面的信息。

信息环境包括居住方式、有无公告栏、有无老乡会、媒体环境四个变量。信息需求和信息环境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信息环境包括周围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三种不同层次的环境。居住方式指示了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环境。集体生活居住的农民工，信息交流呈现明显的“内聚性”特点：与圈子里的人交流较多，与圈子外的人交流较少。有无公告栏和老乡会，指示了农民工的组织传播环境。社区或企业的公告栏是有组织的传播渠道，老乡会是自组织的传播渠道，两个共同构成了农民工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组织传播环境。我们用家中拥有各种媒体的多少来衡量大众传播环境。如果农民工家中拥有的媒介多，他接触大众传播的机会也越多，越有可能受大众传播的影响。

信息成本也是与农民工信息需求密切相关的方面。我们设计了信息获取费用、信息获取时间、信息获取所需精力三个变量。费用越高、越没时间和精力，肯定会影响到农民工信息获取的积极性，从而影响信息需求。

2.变量的定义

上述五方面的变量具体定义见下。

（1）个人特征

性别：虚拟变量，“男性”为参照组。

年龄：以调查时的实足周岁为准。

婚姻状况：虚拟变量，“未婚/离异/丧偶”为参照组。

教育程度：虚拟变量，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包括“初中”、“高中及以上”两类。

（2）流动特征

外出时间：被访者外出务工的累计时间，以年为单位。

外出目的：仅选择“想出来多赚点钱”的为“经济型”；不选择“想出来多赚点钱”，而选择“在老家找不到事做”、“想出来学技术”、“外出务工是种风气”、“见世面/向往城市生活”、“与在外面的家人团聚”中的一项及多项的，为“自我发展型”；既选择“想出来多赚点钱”又选择其他项的，为“兼具型”。虚拟变量，以“经济型”为参照组。

工作稳定性：过去三年中，累计换工作的总次数。

（3）社会融合

收入：个人目前每月包括各种形式的总收入。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2000～2799元为“中收入”；2800元及以上为“高收入”。虚拟变量，以“低收入”为参照组。

务工地方言掌握水平：“会说”或“大部分能听懂”的为“方言水平高”；“小部分能听懂”、“基本听不懂”、“完全听不懂”的为“方言水平低”。虚拟变量，以“方言水平低”为参照组。

身份认同：虚拟变量，以自认为是“农民”的为参照组。

（4）信息环境

居住方式：将目前居住在“企业员工宿舍”、“车间、工地”及“其他”的定义为“集体生活”；将“出租屋”、“借住亲友家”、“自己买的房子”的定义为“非集体生活”。虚拟变量，以“集体生活”为参照组。

有无公告栏：虚拟变量，周围是否有社区或企业的信息公告栏，以“有”为参照组。

有无老乡会：虚拟变量，以“有老乡会”为参照组。

媒体环境：家中拥有报纸、电视机、收音机、手机、电脑的情况。每拥有一种得1分，以总分计。如果全部拥有，则为5分，如全部没有，则为0分。

（5）信息成本。

费用高：虚拟变量，选择“否”的为参照组。

没时间：虚拟变量，选择“否”的为参照组。

没精力：虚拟变量，选择“否”的为参照组。

3.研究发现

我们采用五点量表测量农民工对四种信息的需求程度，属于有序分类结果，因此采用ologit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ologit）较为合适。回归结果如表3-2所示。

注：！p<0.1，*p<0.05，**p<0.01，***p<0.001，表中数字为回归系数。

（1）衣食住行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

ologit模型回归系数表明，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对衣食住行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有四个：性别、外出时间、工作稳定性、冗余信息多。其中，女性、外出时间越短、工作越不稳定、认为冗余信息越少的农民工，对衣食住行的信息需求越强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衣食住行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较多，简单地说，年纪越小、已婚、初中学历、高收入、非集体生活居住的农民工，对衣食住行信息的需求越少。此外，兼具型外出、认为信息获取费用太高的人，对衣食住行信息的需求也较大。

（2）医疗保健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

由回归结果可知，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医疗保健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仅有性别和外出目的两项。其中女性、兼具型外出的农民工，对医疗保健信息需求较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医疗保健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有年龄、身份认同、信息的时间成本三项。年龄越大、自认为是农民、没时间获取信息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医疗保健信息的需求越高。

（3）维权社保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

根据回归系数可知，影响老一代农民工维权社保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仅有务工地方言掌握水平一项，即务工地方言水平低的农民工，较之方言水平高的农民工，对维权社保信息的需求更高。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社保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则较多，年龄越大、未婚、兼具型外出、集体生活、没时间获取信息的新生代农民工，对维权社保信息的需求越旺盛。

（4）子女教育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

根据回归结果，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有：身份认同、信息成本。自认为是工人、觉得获取信息费用高、没时间的农民工，对子女教育信息的需求越少。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影响他们子女教育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则全部是人口方面的变量。年纪越大、已婚、学历越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信息的需求越强烈。

通过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回归结果的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衣食住行、医疗保健，还是维权社保、子女教育的需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显著因素是截然不同的。这应该是本研究的一项重要新发现。

总体上看，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对各种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较少，集中在性别、外出时间、工作稳定性、文化融合程度、信息成本等少数几个。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一则较多，二则较分散，即不同信息需求的因素还不尽相同。尤其是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外出目的、居住方式等方面，不同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信息需求相差较大。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性别不再是影响信息需求的显著因素，新生代农民工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各种信息需求程度较为一致。同时，各亚群体的信息需求出现了较大的分化。这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工作、生活尚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程度高、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他们进城务工，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绝大多数是出于“赚钱养家”这一最基本生存目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不同的人，怀揣各自的梦想和希望来到城市，因此对各种信息的需求也因人而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差异性，比老一代农民工大得多。这种特点，决定了如果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必然要引入“细分”策略，采用更多的方法、通过更多的渠道、提供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