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假坟

人们就这样悠闲地聚在树荫下，嚼着槟榔，谈着话。见到我时，每个人都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他们还对我说，到海南就该来这样的地方玩，这里看到的、听到的、喝到的，才是原汁原味的海南。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正在自由自在旅行的游客。

鲜花、椰林、草地，轻风、白云、蓝天，清新的空气、明澈的泉水，还有阳光里金色的沙丘、芭蕉丛中别具风情的房舍……一个美妙的旅行目的地所应具备的所有元素，这里几乎都有。然而，我并不是那个漫无目的、自由自在的游客，甚至面对如此美丽的所在，我的内心还会时常感到不安。那样暗无天日的故事会是发生在这里吗？

我责问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游客？我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事，是否已很不合时宜？

然而我似乎已无法改变自己。

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这片美丽的土地—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从此这里的人们结束了世世代代延续着的世外桃源般的安宁生活。

当年，有一支琼崖游击队经常在田仔乡一带活动，日军为了控制、消灭游击队，计划开通一条从三亚藤桥至陵水田仔的公路，他们称之为“陆田大道”。为了修“陆田大道”，日军四处抓劳工。他们见一个村寨，便包围一个村寨，不让一个人逃掉，然后挨家挨户搜查抓人。沿路两边数十里范围内的村寨，都被日军搜查了一遍，村寨里的男人全被抓去当了劳工，而年轻的妇女则被抓去服另一种更加凄惨的劳役—充当他们的性奴隶。

“陆田大道”修建好后，日军战略上更加机动，行动起来进退自如。然而利用“陆田大道”来扼制，甚至消灭游击队的企图却没有奏效，公路的修建反而刺激了这一带的游击队有了更主动更积极的反击。这令日军非常恼火，于是他们就把对游击队的愤怒发泄到老百姓的身上，他们通过这条公路更加频繁地进入到路两旁的村寨，对村寨里的老百姓大发兽性。

1943年12月23日，一伙日本兵闯进了和合村，他们在村里烧、杀、掳、夺了之后，就把从村中选出来的10个年轻姑娘拉到了村边的一片荔枝树荫下。日本兵用刺刀逼着这10个年轻姑娘脱下身上的衣服，然后就把她们按在地上，从小到大一个一个轮流强奸。

10个女子中，当时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刚满14岁的小女孩，她叫韦好盈。日本兵见韦好盈长得白白净净，身材又苗条，就首先来轮奸她。娇小的韦好盈被四个日本兵牢牢地按倒在地上，然后一个日本兵便迫不及待地扑上去对她进行奸污。韦好盈还是个孩子，她不断挣扎……施暴时，一个日本兵完了退下去，另一个提着裤子又接上来，他们都来不及去擦净她身上的血。因为疼痛，韦好盈就大声哭喊，小姑娘十个指头在地上抠出了两个深坑。五个日本兵把韦好盈轮奸完后，小姑娘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下身大出血。日本兵烦她的哭声败坏兴致，于是就用刺刀把她捅死。死后韦好盈的十个指头还深深扎在土里。

第二个遭轮奸的是15岁的韦敬园。由于早熟，15岁的韦敬园有一对非常好看的乳房。因为遭受轮奸时，韦敬园用牙齿咬了一个日本兵的嘴唇，于是日本兵接二连三地把她轮奸完后，就用刺刀一刀一刀地把她两个乳房割了下来，然后挂到刺刀刀尖上。被割掉乳房的韦敬园，疼得在地上打滚，成了个血人。韦敬园一直在地上挣扎了半个多时辰，日本兵才用刺刀把她戳死。

10个女子中，年龄最大的是18岁的韦月英，日本兵最后一个轮奸她。轮奸时，四个日本兵每人分别按住她的一只手或者一只脚，一个日本兵在上面强奸，这个日本兵强奸完了再换上另一个。等5个日本兵都强奸了，他们就又用刺刀朝韦月英的身上刺，连刺四刀。由于韦月英拼命扭身躲避，日军并没有刺到她的要害处。韦月英躺在地上屏住呼吸装死，日本兵见她已经血肉模糊一动不动，以为她真的死了，就各自穿好衣服，然后用枪挑上从村里抢来的东西，有说有笑地走了。

因为失血太多，加上剧烈的疼痛，在日本兵走后不久，韦月英就昏迷了过去。一直到了黄昏，韦月英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她慢慢睁开眼睛，眼前的一切使她不敢确定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到了地狱。荔枝树下，都被血水染红了，密密麻麻的苍蝇叮在她的伤口和其他9位姐妹赤裸的尸体上。当时是12月，树上不停地会有枯叶落下来，树叶掉到尸体上时，成群的苍蝇便“嗡”地一声飞起来，然后又很快地再次聚拢回来。韦月英不敢看眼前的一切，她重又闭上了眼睛。

很久以后，当韦月英确信自己是真的还活着时，她便使尽全身的力气，爬进不远处的草丛里。一丝不挂的韦月英就这样躺在草丛里，豁开的伤口还在向外流血。她发现自己身边的草丛里长着许多“飞机草”（音）。平时村里人身体上有了外伤，都会来采这种草，把它的叶子捣烂后敷在伤口上，伤口很快就会止血止痛。这是一种极其古老的疗伤手段，就和村里所有的人一样，韦月英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于是她就伸手去采身边草丛里的“飞机草”，采来后放在嘴里嚼，嚼烂了吐出敷在自己的伤口上。

韦月英在草丛里躺了两天一夜，她有时清醒，有时又处于长长的昏迷中。直到第二天傍晚，她迷迷糊糊中听到有呼叫声。当分辨出这是自己的家人在呼叫自己时，她这才敢大声呻吟起来。原来当在村子里疯狂肆虐的日本兵离开以后，村里人便到村外来找被日本兵掳走的10个姑娘。人们在一片荔枝树下发现了其他9个姑娘的尸体，却不知道韦月英去了哪里。于是全村人一边埋葬死去的姑娘们，一边开始四处寻找韦月英。最后人们循着韦月英的呻吟声，终于在草丛里找到了她。

韦月英已于几年前离开人世，而她当年遭受的不幸与另外9个姑娘的惨死，如今已成和合村人的集体记忆。

由于田仔乡一带游击队活动频繁，这给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日本兵不断地制造恐惧，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恐惧。恐惧使他们彻底丧失了人性，完全变成了野兽。

“陆田大道”修好后不久，在田仔乡架马村附近约40米的地方，日军设立了据点，美丽的架马村从那时起开始变成了一座地狱。

黄有良的所有苦难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黄有良：

那天是农历十月初五。那年我刚15岁。早上，我挑着稻笼，往村外的水田走。忽然听到喊声，抬头一看，就见不远处站着一队日本兵。

我扔下稻笼，拔腿就往山里跑。10多个日本兵跟在我后边喊着叫着追过来，看追不上我，他们就分开来围我。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我就被他们抓住了。

一个日本人叽里瓜啦地对我说话。我大口喘着气，当时脑袋发胀，什么也没听进去。一个日本兵上来就一把把我抱住，在我脸上乱亲。其他日本兵看了就都冲了上来，一群饿狼似地，在我浑身上下乱摸乱捏，最后还剥了我的衣服和裙子……

我实在受不了啦，就抓住捏我乳房的那只手，狠狠咬了一口。被咬的这个日本兵“哇”地一声大叫，其他日本兵也就都松开了手。看到自己的手上流出了血，被咬的日本兵就拔出军刀，举起来朝着我的头就要往下劈。我吓得用手抱住头，哭了起来。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朝着那个日本兵吼了一声，那个日本兵就乖乖放下刀退到了一旁。我被刚才的那个日本兵吓呆了。那个军官模样的看了看我光着的身子，又朝那些士兵叽里咕噜地叫了一阵，然后他手一挥，那些日本兵就都走开了。等当兵的都走开了，这个军官就过来搂我，还亲我。我不想让他搂，不想让他亲，就推开了他，又拼命跑。这次他们没有追过来。我光着身子蹲在草丛里躲了一阵，见没有动静，以为没事了，才从草丛里钻出来，回到田里穿好衣服，挑起稻笼继续朝家走去。谁知那个军官就悄悄跟在我身后，一直跟到了我家里。到了家里，他就将我拦住，然后一把抱紧，拖进屋，把我按在床上撕裙子……

黄有良停住讲述。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黄有良：

下午，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妈妈。我们母女俩抱在一起哭了一场。我妈妈双目失明，不能做什么事情。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人，主要靠父亲一人干活维持生计。那天晚上，因为害怕日本兵再来，我就躲到邻居家住。那一夜，我哭了一个通宵。第二天，那个军官模样的果然又带着几个日本兵来了。军官进了我家，到卧房找不到我，就逼我爸我妈把我交出来。我爸我妈说什么也不肯把我交给他们。他们就折磨我爸我妈，命令我爸我妈手脚着地，学着牛的样子在地上爬。我爸我妈还是不说我在哪里，日本兵就对他们拳打脚踢。我爸我妈被打得昏倒在地上。我当时躲在别人家里，听说我爸我妈被日本兵打昏过去了，就再也躲不下去了，只好回家。见我回来了，那个军官就把我拖到卧房里，脱得赤条条的，先在我浑身上下到处乱摸，最后就把我放到床上强奸……那个军官叫“九壮”。“九壮”他们以后夜夜来我家。为了不让我爸我妈再被打，我只好任凭他们糟蹋。1942年4月，一天“九壮”带了几个日本兵开着卡车又来到我家。这次他们把我押上了卡车。卡车把我拉到了藤桥，然后我就在那里当起了慰安妇。

黄有良和我坐在屋檐下谈话时，她的丈夫就一直都在不远处的井边忙碌着杂事。黄有良讲到这，她的目光突然就失神地停在了井边的方向。丈夫走过来，他将一条用井水浸过的毛巾递给了黄有良。黄有良用灰白色的毛巾把眼角擦了擦。

黄有良：

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妇女都关在一个大房间里，比我们先抓来的妇女被关在另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床、有被、有席子、有蚊帐，门口有哨兵。哨兵不准我们随便走动。白天，勤务兵安排我们做杂工，扫地、洗衣服，夜间要我们陪日本兵睡觉。

我的一个同伴，叫陈有红，几名日本兵要一起轮奸她，她死也不从，就遭了毒打。最后她还是被几个日本兵轮奸了。日本兵把她弄得子宫破裂，血止不住，哗哗流，两天后就死了。还有一位姑娘，抓来的当夜就被几个日本兵轮奸，她受不了了，就咬断了舌头。

慰安所里，日子很难熬。当时想过许多办法，想逃出去，但日军看守得很严，逃不出去。有个姐妹曾趁着天黑在出门方便时逃了，结果被发现，又抓了回来。日本兵把她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还让我们去看。

以后，我们就不敢再有逃走的念头了。

为了让这些性奴能够乖乖地更好地为自己服务，日军对她们实行了严厉的管制。据一些老人回忆，当年许多慰安所都有不少各种各样令人发指的规定，如：

服务不能令官兵满意的，鞭打；

在服务时哭泣的、不按官兵要求去做的，鞭打；

身体有病的，隔离或者处死；

有逃跑想法和行为的，鞭打、断食，情况严重的处死。

黄有良和所有被抓来的姑娘，在日军的压迫下痛苦不堪，度日如年。

黄有良：

1944年6月的一天，我们村里的村民黄文昌来到了藤桥日军营部找我。见到乡亲，我心里既高兴又难过。开始由于旁边站着日本兵，我们谁都不敢说话。等日本兵走了，黄文昌才悄悄地对我说：“你父亲死了，快回家吧！”

一听父亲死了，我就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黄文昌就对我说去找日军军官，求他们放你回家给父亲送葬吧。我就哭着去找他们，起初日军军官不同意，我和黄文昌就跪在地上向他们哀求。最后他们终于同意了，我就跟着黄文昌回家。

傍晚的时候，黄文昌带着我从藤桥出发，一路抄小道走，半夜才到了家。一进家门，就看见父亲好好的在家里，他没有死。父亲见我回来，就搂过我抱头痛哭。原来这是父亲和黄文昌为了帮我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用的一计。鸡叫头遍的时候，父亲和黄文昌拿着锄头粪箕，悄悄地在村边的荒坡上堆了一个假坟。然后，我们一家就连夜逃到外乡了。

据说，黄有良和家人逃走后不久，日本兵曾经到村里来抓过她。村里人对日本兵说因为父亲死了她太伤心，黄姑娘也自杀了。日本兵查看了那座假坟后，就信以为真，便回藤桥去了。

1945年，日军投降后，黄有良和家人又回到了家乡。1956年，黄有良和架马村一丧妻农民结婚。黄有良现在和丈夫、丈夫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生活窘迫。

（本章采访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