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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沈同和代考案:白丁也考会试第一名
不学无术的官二代沈同和会试前,请同为考生的赵鸣阳代考。不仅如此,志在必得的沈同和又购买了袖珍书,并且夹带进考场。入场之后,沈同和抄袭夹带和赵鸣阳代写的文章,居然考中会元,被人称为“白丁会元”。案发之后,沈同和被革掉会元,流放戍边。
白丁会元,舆论哗然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二月会试,共录取350名贡士,其中沈同和为第一名,就是贡元或称会元。这一份录取名单刚刚公布,舆论就一片哗然,有人当场就说:“这不是荒唐透顶吗?沈同和怎么能考取贡士呢,而且还取了个头名的会元,他就是一个白丁啊!他是个白丁会元。”那白丁是什么意思呢?
“白丁”是指平民百姓,也指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人。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中就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句子。沈同和的同乡对他再熟悉不过了,在他们眼里,沈同和简直就是一个混混,他哪里读过什么书啊,现在他居然考了第一名,而我们这些每天寒窗苦读的人却落榜了,他们是义愤填膺。史料是这么记载的:“泥污榜名,聚众声阕。”(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这也就是说,愤怒到了极点的考生用泥巴抹掉榜单上沈同和的名字,有的考生甚至游行抗议,高呼这次会试录取不公,沈同和舞弊等口号。
如果沈同和真是白丁,或者说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不但会试考上了,而且考了第一名,那就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科举考试是需要一级一级地依次被录取的。明清时期,考生报考之后,就成为童生。童生需要依次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平时所说的童试,录取者称为秀才。秀才通过学政主持的选拔考试,有资格到省城参加乡试,乡试的录取者称为举人。举人都有资格参加会试,会试的录取者称贡士。贡士有资格参加殿试,录取者称进士。实际上,童试并不是一次考试,它包括了知县(县长)主持的县试、知府(市长)主持的府试、学政主持的院试三次考试。如果一个考生,他要考上进士,即便每次都能顺利通过,他至少也要参加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六次考试,他前面五次考试都要依次通过,任何一次考试失败,都不能参加后面的考试。这也就是说,如果沈同和是文盲、是白丁,他怎么能通过这么多次考试呢?那答案就只有一个,就是舞弊,而且必须每次考试都舞弊,只要有一次不舞弊,他就不可能继续参加下一次的考试。现在我们只能找到沈同和会试时舞弊的记载,我们根据《明神宗实录》和一些明人的笔记资料,来梳理一下沈同和会试舞弊的案情。
我们先看看这次舞弊的主角沈同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沈同和是明代南直隶吴江人,就是现在江苏苏州吴江人。父亲曾经担任河南巡抚,他是一个省级干部的儿子,家里有钱,也有势。这个公子哥非常潇洒、帅气,有史料说他“美丰姿”,是典型的“高富帅”。读书应举完全被他抛在九霄云外,他压根儿就没有坐下来好好读过书,每天在外花天酒地,为所欲为,因此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白丁。
抄袭范文,场内代考
沈同和在江南贡院考上举人以后,他就开始谋划参加会试的事情。会试毕竟是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考试,参加的考生都是水平更高的举人。不仅如此,会试毕竟是由礼部直接主持的考试,组织也应该更加规范、更加严密,这意味着他想在会试时舞弊的难度会更大。
尽管如此,沈同和还必须舞弊,因为跟其他考生不同,他自己不能凭真才实学来考试。沈同和准备请代考者一同进考场参加考试,在考场内完成舞弊,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找一名考生代考,但这样的代考者可不好找,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高水平的代考者非常难找。参加会试的考生都是举人,他们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八股文写作高手,如果会试要能考上,必须是举人中的佼佼者。因此,代考者的水平要非常高,要能写出让主考官一眼就能看中的八股文。
第二,由于要以合法的身份与沈同和一起进考场,也就是说代考者本身就必须是举人出身,水平高的举人往往都不大愿意代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举人帮人代考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成绩不说,还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一旦被查出来,不但自己考进士的希望成泡影,而且还可能会被革掉好不容易得来的举人头衔,甚至会被关进大牢,那就太不值当了。水平确实高的举人大可不必去代考,他只要认真考试,会试就有可能被录取为贡士。只要考中贡士,再参加只是排名考试的殿试,名次再差也是进士,进士的前途那可是一片光明啊。
枪手这么难找,沈同和找到了吗?他真找到了,找了同县一个叫赵鸣阳的举人,正好他也要参加这次会试。赵鸣阳水平怎么样呢?《明神宗实录》上用了“薄有文声”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水平,这也就是说,赵鸣阳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八股文写作高手。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小有名气的举人为什么愿意充当沈同和的枪手呢?
赵鸣阳之所以愿意代考,是因为他跟沈同和有一层特殊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儿女亲家,沈同和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赵鸣阳的儿子。我们不知道沈同和这么做是不是早就谋划好了。或者说,是不是为了让赵鸣阳帮忙代考才把女儿许配给他儿子,反正他们俩是儿女亲家,关系非同寻常。为了保险起见,沈同和觉得不能吊死在赵鸣阳这一棵树上,除了找枪手之外,他觉得自己还有必要做更充分的准备。他会做什么准备呢?他决定花高价去买袖珍书和夹带布片。
袖珍书在北宋就开始出现,大文豪欧阳修对这种袖珍书流行的状况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到明清时期,随着科举竞争日益激烈,除了袖珍书制作越来越小巧之外,还出现了布片、坎肩等类型的夹带资料,上面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内容主要是八股文范文,考生带进考场之后,可以直接抄袭或者参考。
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珍藏了一件麻布夹带坎肩,用蝇头小楷书写,每篇八股文的标题都用红笔标明,每个字只有三四毫米宽,字迹非常清楚,双面书写,整件衣服上,有62篇八股文,字数超过4万。
那沈同和到底买到了袖珍书和夹带布片吗?沈同和舍得花钱,他不但买到了,而且还买到了品相非常好的袖珍书和夹带布片。他打算把这些东西带进考场,万一赵鸣阳帮不上忙的时候,说不定还能从这些资料里面找到现成的八股文,照抄上去说不定也能管用。
沈同和与赵鸣阳按照预定的时间,从老家吴江来到了北京。安顿下来之后,沈同和一点都没有闲着,他还有两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找到考场编排座位号的工作人员,让他把自己和赵鸣阳安排在同一字号的号舍里。第二件事是找一个负责考生进考场搜检的工作人员,目的是在他的帮助下,自己能把之前准备好的袖珍书夹带进考场。
明朝对考生进场的搜检非常严格,嘉靖四十四年规定:“举人入场,务必要严加搜检,放入就舍。如有怀挟及浼托人夹带文字入场,埋藏抄誊并越舍与人换写者,搜检得出,拿送兵马司究问,枷号一月,发回充吏,满日为民。不行觉察捉拿者,军调边卫,官罚俸一年。”(《明会典》卷七七《科举·科举通例》)根据这一规定,明代会试考生入场,必须进行严格的搜检,如果出现考生夹带资料,或者托其他人夹带资料进考场,或者事先把资料埋在考场内,或者到其他字号的号舍去跟人交换资料,一旦被查出来,就要将不法考生戴枷示众一个月,并且取消他的举人资格,让他成为平民百姓。如果负责搜检的官员不认真负责,一旦查实,也要扣俸禄一年。正因为有这么严格的搜检纪律,沈同和才费尽力气去找人帮忙,目的是要过搜检这一关。沈同和比较顺利地找了两位考场工作人员,面对大把的银子,他们都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到这里为止,沈同和请人代考和夹带舞弊的前期准备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会试正式举行以后付诸行动。
到了正式考试的时候,一切都按照沈同和事先的计划进行,他不但把袖珍书带进了考场,而且还跟赵鸣阳分在同一字号的号舍中。会试分三场进行,其中第一场最重要,是决定考生能否被录取的关键,这一场要求考生写七篇八股文,考试的时间是两天。第一场试题发下来之后,沈同和和赵鸣阳都没有闲着,沈同和在干嘛呢?他根据考题,到自己带进考场的袖珍书和夹带布片中去找范文,找了半天,他只发现第一个考题,可以在带来的资料中找到现成的范文,其余的6个题目都找不到。以他这个水平,根本无法动笔自己写八股文,他只好眼巴巴地望着在不远处的赵鸣阳。赵鸣阳在干嘛呢?他也很忙,他根据考题构思、谋篇之后,迅速作答,奋笔疾书,真不愧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举人,下笔如有神助,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就完成了七篇八股文的草稿,这是他为自己考试写的文章,毕竟他也是一个考生啊,也想考上进士。
完成答题之后,他还不能闲着,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要帮沈同和写文章。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又开始构思文章。写完之后,他迅速给沈同和做了一个手势,早已望眼欲穿的沈同和立即借上厕所的机会,走到了赵鸣阳前面。赵鸣阳则把已经写好的文章交到了沈同和手上。之后,沈同和把赵鸣阳写的第二至第七篇八股文都抄到自己的答卷上去了。第二场、第三场考试,沈同和都如法炮制,顺利完成了会试。
他们考得怎么样呢?考试结果公布,沈同和和赵鸣阳的考试成绩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都好得出奇,沈同和名列第一,是会元。赵鸣阳也不差,他名列第六,会试能考个这样的成绩,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白卷会元,流放戍边
沈同和的会试结果引起的社会反响,大大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当有官员向朝廷举报沈同和代考舞弊以后,引起了万历皇帝的重视。由于社会舆论和举报的奏折一致的说法是,沈同和是文盲,是目不识丁的会元,万历皇帝认为检验这一举报是否属实,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复试沈同和。
根据皇帝的旨意,礼部组织了复试,复试的题目是要沈同和以“明君必恭俭礼下”为题写一篇八股文,这个题目是出自儒家经典《孟子》中的一句话。沈同和拿到这个考题以后,他蒙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考题出自哪部儒家经典,就问主持考试的官员,他说:“请问大人,这个考题到底是出自《尚书》,还是《论语》,或者《易经》呢?我怎么想不起来呢?”这让在场的官员都哭笑不得,连题目出自哪部经书都不知道,还能考上会元,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对于明清时期的读书应试者来说,《四书》《五经》是必读书目,必须倒背如流,这是写作八股文的最基本要求,更何况沈同和是会试第一名会元呢?现在他连这个题目是出自《孟子》都不知道,说明他根本就不熟悉这些儒家经典。连题目的出处都不知道,就更谈不上用这个题目来写八股文了。沈同和完全动不了笔,最后只好交了白卷。
复试结果直接证明了举报材料的真实性,就是沈同和会试的八股文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是有人代考或者抄袭的。于是万历皇帝下令,将沈同和交给刑部进行审讯。为了避免刑部的严刑拷打,他很快就招供了,他说自己确实有三个方面的舞弊,一是请赵鸣阳在考场内代考,代考舞弊;二是赵鸣阳写好之后,传递给自己,场内传递舞弊;三是夹带资料进考场,抄袭舞弊。根据他的招供,朝廷的判决结果是沈同和革掉会元,杖刑之后流放戍边,也就是说打他的板子之后,把他发配到边疆去戍边。第六名赵鸣阳呢?打他几十板子,革掉他的功名,不准他再参加科举考试。到这里为止,这起舞弊案件就算结案了。
我们虽然不能说沈同和目不识丁,但他确实写不出像样的八股文,然而他通过舞弊,却考中了会元,这是明代一起严重的舞弊案。由此可见,尽管明代不断加强科举制度的建设,但是仅有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保证制度得到贯彻执行的严密机制。
在这起舞弊案中,赵鸣阳自己考了会试第六名,沈同和用他的文章,加上抄写八股文范文,考取了会元,这一方面说明赵鸣阳写八股文的水平确实很高,另一方面也能说明考官们的试卷评阅标准是比较客观的,不同的考官们会有几乎相同的评价,正因为这样,有人把八股文看作是科举时代的客观题。
八股文之所以有这样的功能,因为八股文有固定的结构,让考官有章法可循,能让他们比较好地掌握相对一致的阅卷评分标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八股文能沿用五百多年,是科举追求公正性的一种必然选择,八股文在科举时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