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说中国·大清王朝（看得见的中国历史）

唐朝是中华民族发展目前一个重要时代。开国不久，声威远播，社会繁华富庶，皇帝被尊为天可汗。本书概述了将近三个世纪内，大唐帝国由盛到衰的过程，重点交代了三个历史教训：一是女祸，即宫闱淫乱；二是阉祸，即宦官擅政，挟制天子；三是藩镇祸，即军阀混战，割据一方，终于篡夺中央政权。书中对李氏父子削平群雄、玄武门之变、武则天称帝、安史之乱等重大事件，都有较详尽的叙述。

正始，是曹魏第3位皇帝曹芳使用过的年号，起于240年，止于249年。正始十年即249年，这一年四月曹芳下诏改年号为嘉平，正始十年只存续了3个多月。不过，就在这约100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影响到之后几年、几十年乃至更长的历史。本书聚焦于正始十年（249）前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探察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政变的前因与后果，在不放过历史细节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本书无意为司马懿父子翻案或“洗白”，而

吕先生主要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来阐述孔子的大同思想，并分析中国社会变迁与大同理论的实践过程，他认为孔子创立的社会组织理想的模式是引导列代人们努力致力于社会改进的动力，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努力致大同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复古的行动。初名《中国社会变迁史》，后改名为《大同释义》；后因考虑到“和白话接近者较多，和文言接近者较少”，为求“传布较广，收效较弘”，将文言文稿改为白话文，是为《中国社会变迁史》。

起自王莽新朝，终于蜀汉、曹魏灭亡，晋室开基，前后共两个半世纪。对朝代兴亡，尤为关注。对王莽的伪善面目，有深刻揭露。光武中兴，东汉文治武功一度取得辉煌成就。但由于封建王朝的家天下制度，后继帝王昏庸淫乱，外戚干政，宦官肆虐，军阀横行，终导致帝国覆亡，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以文书御天下是中国古代国家官僚制度中的显著特征，而不同时期信息沟通与处理机制的差异，也彰显出各自不同的时代性格和权力运作方式。宋代的文书行政以多元的信息沟通和发达的文书制度为依托，其所能达到的深度也是远迈前代。本书梳理了宋代多渠道并存且相互竞争的信息沟通机制，并从御批、省札、批状等君相日常行政文书和针对决策行为的封驳制度入手，分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架构下的权力运作机制。

本书试图以东观为中心，探讨东汉时期的校书修史活动与帝制国家文化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东汉国家文化事业的核心机构，东观对后世影响较大者约有三端：一是相关校书人员参加白虎观会议，定著《白虎通德论》，完成帝制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二是校定经书文本，颁布天下；三是会集诸儒，群修国史。经书文本及其解读、本朝史的撰写，开始由个体行为上升为国家的集体行政运作。这种转变削弱了经师和史家的个人权威，有助于建

“三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最为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本书在厘清它们各自群体状况的基础上，特别注重考察其间关系和走势，揭示其“多边互动”的复杂情状。这就意味着，要有的放矢地将其做整合研究、比较研究、动态研究，以及对清朝权力格局“内外轻重”态势影响的研究，打破对其各自孤立着眼的视域局限，拓宽考察范围，提升立意高度，切实凸显其整体演化特点。这可谓此项研究的意义和学术

本书为五部分，绪论梳理了近二十年的吴越国和吴越钱氏家族研究的现状；军事编论述了五代吴越国时期湖州、苏州、福州对于吴越国陆疆的重要性，以及吴越国对三州的防务策略；文献编分别对吴越国武肃王钱镠的诗文进行系年，对吴越国、两宋时期的吴越钱氏家族忠逊王支的著述情况进行梳理，对吴越国、两宋时期传世与出土的吴越钱氏家族碑志予以考察；人物编先就可靠史料中吴越国、两宋时期吴越钱氏家族的世系进行串联，再对吴越钱氏后裔

本书紧扣“商道”“商帮”“商品”，利用道路、客栈、祠堂、锅庄、会馆等陕川藏贸易遗迹，听取政府、学界、民众三层主体对陕川藏贸易的不同认识，并结合文献，考证了陕川藏商道上的茶叶、食盐、布匹、药材、烟酒、皮货、木材、典当行业的商贸实际状况，揭示明清陕商及其西南贸易的深刻意涵与影响，阐释其对当代西南、西北经济联合发展的重大启示与经验借鉴，赋予当代陕商新的发展思路，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实施及陕西省经济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