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

本书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基层互动治理及其机制建设为主题，在借鉴和承继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城乡关系等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理论与逻辑、历史与现实出发，围绕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政权管理体系和农村村民自治体系之间的互动治理关系，集中探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基层互动治理的基本问题，包括全面推进乡村

本书对20世纪上半叶管县派出政府制度的建立与演变进行重新回顾与解读。全书以叙事方式呈现行政督察专员制度1924—1931年各省自创前身制度，1932—1936年由“一制两例”到“合二为一”，1937—1945年围绕强化还是实化出现5个秘密调整改革草案反复制定与放弃的历史过程。由此分析此过程背后反映的时人对二级制还是三级制治政观念的纠结、国民政府顶层设计的系统性缺失与执行不良等问题，投射其行政运行及

政府购买服务是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区建设和城市社区服务创新的重要举措。在该政策指引下，各地制定不同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引入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本书立足治理情境和专业制度二者互动的分析框架，以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研究案例，重点讨论治理情境下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提出社会服务困境的一个解释性框架。本书认为过渡治理情境是我国社会服务领域的治理情境特征，社会工作发展不充分是社会服务

在中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催生了治理实践的多样性。本书以山西省阳泉市盂县为个案，在整合县、乡、村三级制度文本，档案台账，以及项目组深度访谈与问卷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盂县村级治理的实践、经验和挑战，重点探讨了“村改居”推进、乡村党员作用发挥、乡村人才培养、乡村法治建设等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深入总结和分析盂县的治理实践，对于中西部地区乡村治理具有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全面领导下的社区治理呈现许多新的发展形态、治理模式和趋势走向。本书着眼于党全面领导社区治理的模式变化与治理优势两大维度，系统探讨了党领导社区治理的组织结构、组织方式、组织功能，以及在社区空间营造、人才培育、文化治理、公共服务、克服集体行动困境、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等方面的实践机理；剖析了不同条件和形式下党领导社区合作治理的实践模式和运行样态，总结提炼了党全面引领社区治理的组织优势、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与资源，将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纲领和方针付诸实践。通过开展一系列民族工作，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各少数民族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本书对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盘点，认真总结和吸取该时期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与教训，这对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基础。实现乡村各力量的多元共治、民主合作是乡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寻求构建一种能够回应新时代挑战并适应当下乡村建设需要的合理有序的乡村治理模式。

精准治理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方法论、实践论意义。本书以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街道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为个案，超越了以往仅把镇街域视作市县域社会治理研究的附属问题的做法，率先把镇街域社会治理作为研究对象。镇街域社会治理是精准治理方略的真正落脚点。镇街是国家治理研究的活化石，每个镇街都经历了承包制、单位制、项目制、科层制，以及网格制等的历史变革。网格制在基层社会治理变革中具有一

本书以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为内容，着力探讨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问题。研究发现，当前基层治理存在“弱治理”和“强治理”的两极分化状态。“弱治理”主要是指涉及民众日常生活小事的治理，由于这方面的治理不能显示政绩，因此不被县乡党政领导重视，而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又常因科层制的惰性而无法企及，使得这些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小事得不到治理。“强治理”是指涉及政绩和上级问责的治理事务，如专项整治、争资跑项、城镇建设等，由于